斯坦因与敦煌藏经洞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1900至1901年、1906至1908年、1913至1916年，英籍匈牙利人、考古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曾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3本探险考古报告。2020年，专业人士将斯坦因这3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报告的原著各章内容，进行整合修订分册，形成《西域游历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坦因是考古探险家，也是文物大盗，其中尤以对敦煌石窟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因此，《西域游历丛书》既是我国新疆和河西地区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真实记录。

“王道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恐怕很多人都是从余秋雨的散文中第一次知道“王道士”。在当年火遍全国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有一篇《道士塔》，余秋雨在文章中不无悲愤地写道：“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虽然有关王道士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早已有人写过更为客观、翔实的文章，但众多评述，都抵不过当事人的“现场记录”。

据斯坦因所写，他是从一个名叫扎希德伯克的土耳其商人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于是想探个究竟，并制定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

斯坦因从当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见到王道士之后，斯坦因觉得这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感到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在我们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进行捐助以后，他终于说出封堵密室入口的目的本是为了防范香客们的好奇心。最近几年，每到朝拜的时候，前来朝拜的香客往往数以千计，把整个遗址挤得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对我们心存疑忌，他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状况的请求。”

斯坦因了解到，大约8年前，王道士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洞窟也被流沙覆盖了很大一部分。在这座大殿的旁边，还有几层砖木结构的殿堂建筑，向上一直攀升到崖顶的位置。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每一笔都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斯坦因没有直接去问虔诚的向导藏经洞里有些什么，而是投其所好去询问他是如何整修这个洞窟，以博得王道士的好感。最后，斯坦因终于找到了两人都感兴趣的话题——玄奘，“在周围满是佛教神像的氛围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又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演讲题材，而且一旁往往还有蒋师爷适时的补充，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他从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王道士被感动了，终于让斯坦因拿走了藏经洞中的众多宝藏。

把宝藏运往北平的命令执行得十分粗心

1907年，王道士出于疑惧之心，不肯把一部分宝藏交给斯坦因。在斯坦因去过后一年，伯希和又来到这里，带走了不少精品。这引起了中国当局对这个古老图书馆的注意，于是下令把宝藏运往北平。斯坦因写道，这个命令执行得十分粗心，实际上几乎是毁灭性的，“因为在那些地方，有一些是出自千佛洞的零散的佛教经卷，辗转落到了一些中国官员的手里。在敦煌，没过多久，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汉族朝香客，拿着好大一摞手抄卷子找到了我，想急于脱手。这些卷子也是出自千佛洞石室。他只收到了一点钱，便急着回去再拿更多的卷子来。由此判断，这种东西在当地市场上并不是稀罕物。”

而王道士也愤慨地向斯坦因讲述，经兰州府转发的命令到了之后，他精心看护的石室中的手稿，被粗枝大叶地打成包裹，装上了6辆车运往敦煌县衙门。“他声称中央政府给他的庙拨了很大一笔钱作为补偿，但钱款早被层层衙门中那些缺钱花的人侵占挪用了，他自己根本没见到一两银子。车从敦煌衙门出发之前耽搁了一段时间，当地人抓住这个方便的机会，在这些古老经卷离开本地之前，纷纷无偿地为自己攫取‘纪念品’。在防范松懈的押运车缓缓地向遥远的北平去的路上，偷盗的情况时有发生。流失的卷子非常多。”

这一次，王道士热情欢迎了斯坦因，并带他参观了7年前斯坦因离开后修的各种新建筑。王道士告诉斯坦因，新客舍主要是用他1907年捐的银两修建的——当时斯坦因带走了所选取的东西，就是用这些银两作交换的。第二天王道士就暗示，他所藏的古代手稿并没有全被拿光。他取出两个大箱子，箱子里塞满了保存得很好的手稿卷子，“它们的字体看起来都比较工整，纸张也很好，大多数是唐朝以来的佛教典籍”。不过这一次，王道士已经有了“商业头脑”，每本卷子开出的价格都很好。斯坦因最终和王道士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协议，“我应该交出500两银子，而他应该把他收着的全部570份卷子都交给我。这些卷子装了五个箱子才运走，每匹马只能驮一个箱子。由此可以想见卷子的数量有多大”。20世纪初的“考古场景”与“历史现场”

1920年，在吉列斯博士的负责下，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这些卷子连同他在第三次考察中所获的其他手稿资料，都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一个安全的临时保存处。吉列斯最初将手稿迅速翻阅了一遍后，证实了斯坦因的想法：大多数卷子的确是汉文佛教典籍。而斯坦因1907年从千佛洞石室拿走的数以千计的汉文手稿，也由吉列斯给它们编目。

斯坦因与敦煌藏经洞的故事，只是《西域游历丛书》的一小部分，整套书分为《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尔》《和田绿洲》《发现藏经洞》《重返楼兰》等15册，囊括了斯坦因记录的我国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以及河西敦煌等地区的发掘工作和搜集文物的情况。除详细的考古文字记载外，书中还配有罕见的考古实景照片、文物图片、遗址平面图，生动展现了20世纪初斯坦因考古场景，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艺术。此外，斯坦因还详细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中国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的种种奇妙景观。

与此后考古学越来越专业化，考古叙述也变得越来越枯燥不同，斯坦因的这些考古探险记录，保持了很多的“原生态内容”，因此甚至可以当作游记和小说来阅读。在斯坦因的书中，始终带着看起来不那么专业的内容——他的焦虑、盘算和思乡之情，甚至与佣工的争吵，以及他对争吵的道德评价，都被一一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如今也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个历史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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