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国家意识、中等社会与历史叙事的“反结构”

【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本文原题《阶级意识与中国革命》。

这次会议想谈的内容，受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激发。前不久参加的一个工作坊，我做了一个关于20世纪20-40年代华北村庄信仰变迁的报告。有一个提问：你讲村庄领袖，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问题，这些精英的身份，有无功名，他们的阶级性，有没有欺凌压迫，这个村落真的是个“平”的世界的吗？这个提问很有意思，其实我在想，与这次的主题“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极大相关。有关身份与阶级性的提问，恰恰证明了，这里面包括了提问人的先入之见。我们知道湖南、四川，知道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有明确的阶级性的问题，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的村庄都有“土豪劣绅”，都存在阶级对抗。这个问题，既关涉现代中国，也关涉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甚至也关涉到我们对于经验研究与理论模型的关系、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等等。所以，我想，就阶级意识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晚清以降的近现代史上，拉出一个大的脉络，提出几个零散的问题，作为线索，分甲午—辛亥—五四三个点，分别对应“国家意识”—“中等社会”—历史叙事的“反结构”这几个点，做一些讨论。

第一，“国家意识”与革命意识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十年，从1895到1926，甲午是一个起点。狭义的甲午，包括1894、1895年间的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从更广义上理解“甲午”这个概念，至少有三方面的弥散影响：

其一，革政。清流派的转变，帝党与后党集团的聚合，直接导源了戊戌变法。戊戌与甲午联缀，是晚清中国真正具有共识意义的革政思想的启程。“变”在此时构成了一种“共识”，从甲午开始，倭仁式的那种中国自信，基本上就消散了。其二，革命。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期，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另外一方面，“驱除鞑虏”到底是怎么策源的，实际上，种族界线在清末的重新提出，有比较清楚的外部力量的介入。日本在甲午之际，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的策动，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开宗明义“满清”如何，“汉族如何”，“满清氏之命运已尽”、“勿为明祖所笑”。其三，更长时段的历史影响，甲午一役，“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全面尊西浪潮启动。这个影响更加深远，往后一直到辛亥到五四到1949直到今天，有关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命运的所有争论和淆乱，其实都处在这个时间节点的长程的影响内。

这种心态的变化，既包括古今中西的转向，还包括一系列新观念的出现。比如，有关“国家”、“民族”、“国族”等等概念，甲午有最深重的影响。陈独秀等等，当时许多人，都是在甲午战败的情境中，开始言说“国家”，“知道国家是个怎样的东西”。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有关国家、国族的这些表达，甲午一役所扩散出来的革命意识、“国家意识”、聚集民力的意识，对整个此后的中国现代转型、包括最后党国体制的确立，都是一个源头性的东西。

第二，“中等社会”与阶级动员

“中等社会”，我们都知道，是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里面专门辟出的一章，“中等社会”这个词，于古无征，它是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在动员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提出来的。陈先生讲：“在这一概念背后，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和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它崛起于庚子之变后，不仅反映了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裂变与改组，而且反映了在欧风美雨浸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革命党人出自“中等社会”，又代表了“中等社会”。当他们用这个概念把自己同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体现了“中等社会”自觉意识的开始。它的出现本身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

“中等社会”，是一个很有解释力和概括力的概念，这比我们惯常使用的“精英”“绅士”更具有历史性、本土性，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晚清最后十年间革命党人提出这个概念的语境，科举废除，“功名”对于社会等级与身份的规定，开始处于一种消散的状态中，而新的制度（诸如学堂），新的经济因素，则日益创造新身份，这些身份，又产生和规定了新的社会等级。比如陈先生列举到的，《上海县志》记载的同光时期一个叫朱佩珍的人由“习贾”而独资经营五金铺，“起家徒手，无所资籍，徒以重然诺，审取与，为士大夫所爱重。东西各国人士来此经商或旅游者，闻其名，争结纳焉。”它反映了旧式商业向近代工业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改变了商人本身，他为士大夫所爱重，这说明，商人和士人之间传统界线日趋淡化了。进而，他有一个很精彩的概括，他说，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的阵营是不明晰的。所以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固然表现出革命党人很强的近代政党观念，但同时也存在着传统的畛域观念和宗派思想，而且后者往往模糊和掩盖了前者。孙中山曾经讲：“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

所以，革命思想是分野的，分裂的，正好也说明了这个中等社会的复杂度，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现代转型时代阶级结构变迁的复杂性。由此我也想到了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20世纪初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它所意味的是：“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如果我们把同盟会成员提出的这个中等社会的概念理理清楚，包括革命党如何定义中等社会、他们把什么阶级视为革命对象而什么阶级又是可动员的革命力量，那我们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解会深入许多。

第三，历史叙事的“反理论”与“反结构”性

要回到开头关于阶级和土豪劣绅的那个提问。在我们对历史的具体研究中，比如我研究的那个北平西郊的小村庄，它确实没有浓烈的阶级对抗，所谓村庄领袖，多数都是村内富户，与清末以降的科举、共和革命这些大历史稍微疏离。这与我曾经也做过具体观察的浙江奉化的情景，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我想，就是历史研究具体要做的、要去探究的。所以，对比先入为主式的关于中国革命中“土豪劣绅”的问题，社会学者所提出来的“无事件境”概括，可能会对历史学的进路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的参照。这是方慧容在对1950年代的土改与诉苦运动作口述调查和研究时，曾经提出的一个概念。（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某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她指出，在国家以强制性塑造记忆的方式向村庄渗透权力之前，村民的历史记忆是“无事件”状态的。农村社区的日常，是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琐事、邻里关系、民间娱乐，而历史叙事中众所周知的战争、党争、阶级等重大事件却是隐没的。“无事件”与“似事件”及“历史入侵”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被构建的历史图景。“大历史”与“无事件”，构成了历史研究中极具对抗性的两种叙事；而“对抗”本身，也许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一切的路径、源流与变化、走向，均需要进入“现场”，方可体察。

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我想需要更多地去注意思想和思想者的具体语境，是什么养成了、塑造了、影响了、左右了这些思想、思潮的方向。五四时代，文化人、政治家，他们的转向，不管是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还是从个人主义转向集团主义，从英美转向苏俄，都是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包括中国的政治变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等等。这些，都是有关“历史语境”的问题，而语境，就是具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所要揭示的，便是“繁复过程”本身，史学的写作甚至是“反理论”与“反结构”的，因为理论与结构模型总是概论意义上的，可以引导提问方式、却不能笼罩一切历史过程。我们反对“后见之明”，意向便在于破除常识性知识，也就是中国的史家所倡导的“察其渊源，观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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