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冈仓天心的……“亚洲觉醒”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波士顿美术馆的时候，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就出现在脑海，他就是冈仓天心。这个馆的中国古画藏品与他和他的老师恩内斯特?费诺罗萨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冈仓是在费诺罗萨的引领下走向亚洲美术研究道路的。费诺罗萨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对于佛教和日本美术都很痴迷，那时冈仓天心是他的学生。1890年波士顿美术馆成立日本部（后来改名为东方部），费诺罗萨担任主任，在他主持下购买了5幅南宋名画《五百罗汉图》。在此之前， 他曾经将在日本购藏的古画卖给波士顿慈善家韦尔德；1911年韦尔德去世后，这批收藏全部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1895年费诺罗萨离开了波士顿美术馆，1904年他推荐冈仓天心担任中国美术部顾问。冈仓到任后积极奔跑于美、日、中三地，目标就是购藏。于是阎立本《历代帝王图》、赵佶的摹本《摹张萱捣练图》、董源《平林霁色图》、陈容《九龙图》、马远《柳岸远山图页》、夏珪《风雨行舟图》、 王振鹏《姨母育佛图》、蓝瑛《嵩山图》、仇英《明皇闻鸡图》、唐寅《松下双鹤》等一批古代名画和隋代《持莲子观音像》等一批古代雕塑源源不断进入该馆的收藏。因此当1913年冈仓天心去世的时候，波士顿美术馆专门为他建立了纪念展室。这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史上的一段令人感慨的历史，一个日本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近代美术史权威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冈仓天心（1863—1913年）的《东洋的理想：建构日本美术史》最先是以英文著述的《东洋的理想》，1903年初版，其后有1917年法文版、1922年德文版，各种日文版也先后问世。一百多年来，这本著作在日本美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一直没有被取替。去年国内有一个从英文译出的中译本（书名译为《理想之书》，刘仲敬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刘铮先生撰文《这样的冈仓天心译本要不得》（载《南方周末》2017年7月20日），指出该译本有很多误译，认为“要解决《理想之书》的所有误译问题，恐怕最终只能靠一本精善的新译本了”。现在这本《东洋的理想：建构日本美术史》（阎小妹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是根据日本讲谈社1986年的日文本译出，译者说日译本往往汇集了日本美术史、思想史、文物研究等领域专家的学识，为读者的准确理解提供了学术上的背景。

《东洋的理想：建构日本美术史》

现在的问题是，这本百年前的著作对于今天中国读者认识日本美术和国民精神究竟还有多大的作用呢？从思想上看，费诺罗萨对冈仓的最大影响是以黑格尔哲学作为认识美术与历史发展关系的基础，从国家体制、政治经济学视野等角度把美术关乎国运、美术是全体国民的事业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芬诺洛萨在1882年(明治15年)发表的《美术真髓》中说：“因为美术家的全部人生离不开社会，特别与国家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国家或私人建筑、家庭状况、宗教观念、道德情操、世态风俗、社会思想、国家经济、爱国心、传统的国家意识等，所有这一切都与美术问题不可分割。美术鉴赏不单纯是美术家的专利，如同国家大事(公务)不是政治家的专权一样。要使美术成为公众关心的事业，人人都应该有享受美术的权利。”（转引自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中译者序）这种思想在《东洋的理想》中不断闪耀，师生二人被人们视为“日本美术之父”，是因为他们所建构的日本美术体系与近代日本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紧密相连，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冈仓天心的历史发展观就是黑格尔式的精神不断征服物质，他认为“人类如何以精神战胜物质这一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美术史，同时也成为艺术家们以及各种流派产生及发展的基础”。（86页）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冈仓观点的自信与乐观与其说能带给我们更深刻的思考，不如说带给我们一种浪漫的想象与对民族精神的共同记忆的重新反思，他的叙事方式与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美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根本原理。星空闪烁，鲜花怒放，水波烟云，闪耀着无数辉光。宇宙之灵与人、与天地自然共存。当宇宙的生命（天人合一）展现在我们的冥想之中时，艺术精神自然会映照出宇宙、人间的千姿万态。”（88—89页）这是日本式审美精神的讴歌；“世界上充满了生死存亡，悲哀忧愁，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偶然所致。人的一生，如同奔赴婚礼盛宴，需要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保持心平气舒的状态。其实，禅宗思想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艺术表现，它还使日本的风俗习惯随之发生变化，成我们的第二天性。”（92页）以禅宗思想作为统辖艺术与人生的精神枢纽，类似这样的语言当然极大地影响和形塑着日本民族的审美表达与精神境界。

冈仓天心

印度学者尼维蒂塔在该书“序”中谈到1896年冈仓赴海外考察西方美术“并未使冈仓对西方艺术一味顶礼膜拜，反倒让他加深了对亚洲艺术的认识。就在整个亚洲模仿西欧之时，冈仓对此大胆地提出质疑，他决心引导日本国民重新面对本国的艺术文化”。这对于研究冈仓宏观美术思想的来源有重要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局限在艺术的角度看待模仿与创造的关系，而是站在“国民精神”的高度来阐发。在《东洋的理想》中他明确宣称：“我们大和民族坚若磐石，承受着亚洲两大文明的冲击，千百年来傲然屹立，国民精神从未被压倒过。我们绝不以模仿来取代自由创作，不论外来的影响有么强大，我们都能将其吸收过来并充分消化使之变为养分。日本通过与亚洲大陆的接触，不断产生新的活力，获得新的灵感源泉，这是亚洲的骄傲与荣耀。”（16页）“亚洲”概念是仓冈文化史论思想的核心，第一章“东洋理想之范畴”的第一句话就是“亚洲是一体的”（8页），这也是贯穿全书论述的一根最明显的内在主线。“如果我们把亚洲看作一体，那么亚洲所有的民族一旦凝聚起来，足以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9页）但是他对“亚洲强国”概念的念念不忘和对日本使命感的反复强调，无疑也会使今天某些论者提出冈仓思想与后来的“大东亚”军国主义之间有联系的观点。但是从冈仓的著述本身来看，这种联系论多有牵强的成分。冈仓说，“今天日本作为亚洲强国，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复兴自身的古代之理想，同时还要去唤醒整个亚洲，唤醒至今沉睡的所有一切。我们要把印度的宗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以克服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弊病”。（116页）在最后一章“展望未来”中，冈指出“亚洲的思想、科学、诗歌、艺术中蕴藏着一种力量。如果亚洲人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印度将失去国民宗教生活的精髓，堕落为卑贱、虚伪、迷醉于光怪陆离的国家。中国若只去追求物质文明而取代精神文明，它将会失去古老国家的传统尊严与道德伦理”。（124页）说实在的，这种“唤醒”的使命感与地缘政治和军国主义很难拉上关系。

他在“亚洲”概念中又突出地阐发了中国艺术与印度宗教对于日本艺术的直接而强烈的作用与影响。他形成这种宏观美术思想有其具体的进路：1893年和1906年两次来中国考察和寻宝，1896年的西方艺术考察，到1901年11月受日本内务省之命前往印度考察一年，这些深入考察为他的“亚洲艺术”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冈仓在《印度美术谈》中指出，“随着对印度美术研究的深入，我们渐次找到了今后研究支那以及东洋古典美术的新立足点。我觉得，古代亚细亚美术如同一块织锦。它应由日本把支那作为经，印度作为纬纺织出来”。（转见中译本序）但是，即便是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到，冈仓的“东洋美术史”与“日本美术史”概念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关于冈仓天心的“东洋美术史”与“日本美术史”之间的关系，东京大学林少阳教授在其专论《明治日本美术史的起点与欧洲印度学的关系》（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年第2期）中有深入研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一开始就抓住冈仓天心的《日本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东亚”与“日本”这两个框架。毫无疑问，冈仓所建构的美术史叙事基本上都是宏观叙事，注重的是体系的源流、框架的形成和美术与国民精神的关系。“耐人寻味的是，未必与冈仓的本意有关，他为今天日本的留下了两个对立的美术史框架：东亚美术史中的日本美术史框架以及自外于东亚美术史脉络、建构一个“纯粹的”日本美术史的框架。将日本置于东亚美术史甚至是亚洲美术史的框架，是他的著作的主调。虽然后者（自外于东亚美术史的框架）自然并非其本意，但却又是他不期然所准备。”（同上）那么，“《日本美术史》乎？《东亚美术史》乎？”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作为东京美术学校第一部日本美术史教材，由普通科二年级“美术史”及专修科“美学及美术史”合并授课使用。1922 年 9 月 2 日首次出版的日本美术院版《日本美术史》前言中提及：“本讲义依据先生于东京美术学校明治二十四年九月起约一年所口授、该校学生当时所笔录的二十三本笔记本，并稍加修正字句而成。……此恐为国人最初之美术史，且足可窥先生识见处甚多。” 有意思的是现存的六种学生课堂笔记中有四本的标题为《日本美术史》，两本却是《东洋美术史》，原因何在？林文认为，第一，冈仓此期所确立的日本美术史是包含在东亚美术史之内的，这与后来强调日本美术史自外于东亚的日本美术史叙述框架大相径庭；这里冈仓明确使用了“东洋美术史”用语，包含了日本、中国、韩国，至于印度如何，则比较含糊。但是，此一“东洋” 与其后来在英文著作包含印度在内的“the East”基本是一致的，《东洋的理想》一书就是作者滞留印度期间所撰写。

第二，该书基本上采取了中国美术史与日本美术史并进的叙述法，对于冈仓来说，要在东亚美术史框架中谈论日本美术，中国美术史是不可回避的。林文的这些深入分析无疑为我们理解冈仓的美术史撰写体系的倾向性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无论如何认识和评价冈仓的东洋美术史或日本美术史，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美术史叙事体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封闭的“中国”框架，冈仓在百年前的视野和论述框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至于冈仓的“亚洲觉醒论”，总是带有一种热力让读者振奋。“我们期待着有一把利剑，似闪电一般劈开这黑暗的天空，击破这个可怕的沉静之夜。在草木新生、鲜花铺满大地之前，要有一场生气勃勃的雨水来冲洗唤醒它们。而亚洲大地的觉醒，必须遵循亚洲民族古老的传统，发自亚洲人自己的怒吼。”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亚洲面临着外来大敌，最终的胜利只取决于自身是否能够觉醒。”（126页）这是他的“觉醒论”的最有力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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