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屏幕”后的公平之争 二月河笔下的帝王

“这块屏幕”后的公平之争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过去的一周中，这句话掀起了公众情感的层层激浪。

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文《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报道了国家级贫困县中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通过网络直播教学获得四川名校成都七中的优质资源，实现“低进高出”的励志故事——在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该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而“直播班”的学生更是三年内将单科平均分与七中平行班从50分的差距拉到仅6分。

当城乡割裂，阶级分化，资源不均被屡屡提起，当教育公平的难题几乎成为一个无法突围的死局时，这篇文章却让公众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技术拉近教育距离。它的振奋与激励效应毋庸置疑——网易CEO丁磊在朋友圈中写道，“这个事情太棒了！但我觉得只有200多所学校远远不够，应该有2000所，20000所。”他直接提出，网易将捐出1亿元投入在线教育公益，支持更多贫困地区的学校落地网课直播模式。

但质疑的声音同样响亮。批评者认为，文章隐藏了重要事实，过于倾向某一利益相关方，且在复杂因果关联中不成比例地偏重某一因素。作者过分渲染“技术改变教育”的力量，而未充分呈现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困境，以及背后结构性的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中，除了知识分子与媒体工作者的声音外，我们同样听到了来自一线教师、直播班学生的声音。相较于知识界更为宏观和理性的结构质疑，他们的声音则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微观视角。在《冰点周刊》12月16日发布的留言中，那些改变了命运，以及未改变命运的人的言语交汇，映射出直播教育之下更复杂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而种种纷争，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直播教育，到底能不能够改善教育公平？

跟不上的软件？

目前舆论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尽管技术为远端学校提供了获得优质资源的机会，但技术并非万能——远端学校教师的能力与主动性在直播教学中扮演重要作用。

博主“端木异”指出，如英语和数学等课程，如果没有远端老师的干预和讲解，学生很难跟上进度，最终只能埋头自学或者自暴自弃上课睡觉。相应地，禄劝一中直播班的成功，乃是由于其凝聚了当地教育工作者大量的投入与心血。据查询，直播班集结了全县最好的老师，其中不乏硕士学习的毕业生，换言之，直播并没有让当地教师当甩手掌柜，他们恰恰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随之带来一个难题：硬件可以推广，但软件的差距却未必可以轻易弥补，不是所有中学都能像禄劝一中那样留住好老师。“南都观察家”一位百强县下城乡接合部小学任教教师表示，在当地，资源的“马太效应”极其严重：好的师资基本被顶层的实验小学抽空，而一般学校由于师资紧缺，校内的音乐老师、美术老师，有的还得教数学、语文。相对富裕的地区尚且如此，边远贫困地区学校的光景则更难想象。若师资无法跟上，远端教师难以对学生形成良好监督与辅导，直播的效果难免大打折扣。

也有一些评论者担忧，直播教育的推广，反而可能挤压当地教师的资源空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作者孙凝翔提出，尽管近年来地方财政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多，但由于制度限制，这些投入多半是围绕硬件展开的，无法真正落实成对教师的补贴，难以大幅度扭转地方的师资状况。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教师袁长庚同样忧虑，购买网课的成本，随着其技术和市场的完善会不断下降，终有一天会低于养活一个老师的成本，这是否会阻碍校方培养师资的意愿呢？

不公平的再循环？

在担忧软件跟不上硬件，直播教育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之外，另一些质疑者则强调直播教育所标榜的“教育平权”之下的不公。

难以忽视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平等进入直播班的机会。照路明在《澎湃新闻》上刊文统计，大部分远程教育合作中学设置了一个不低的入读门槛——重庆进盛实验中学要求中考成绩在全区前200名才可以入读直播班，云南的县级中学永善二中要求中考分数需高于500分。而《看天下》报道的另一案例中，广西省平果中学只有初中部毕业生成绩最好的35名同学才能进入全校唯一的直播班。

“土逗公社”刊载的评论文章称，直播班终究是远端学校小部分学生才能享用的资源，它依然延续了教育竞争体制下的精英化设计，让少数精英学生在贫困县中学中使用城市精英、资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供的资源。与此同时，不平等的存在早已远远超出高中知识课堂，即使直播班的学生通过“井绳”爬向地面，他们与城市学生之间仍然存在迥异的能力与视野、出路和成就。

多位批评者认为，直播教学下“名校”与“远端学校”间的合作关系，有其讽刺的一面：禄劝一种、平果中学等县城学校的衰落，其实是近二十年来上层中学不断向下攫夺优秀教师和学生资源的结果，而县城中学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只能求助于位于支配结构顶端的上层中学。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作者孙凝翔由此将目前乡村地区面临的教育困境概括为“悬浮型教育”，即，本地教育缺乏良好的教育生态和造血能力，无法从自身获取充足的能量，只能依靠上层转移优势资源。在他看来，这终究只是在旧有的“拔尖”式框架下进行的改良，注定只能改变少数几所学校的命运。

当然，这种批评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前述“南都观察家”作者表示，在当前这种教育资源失衡的大背景下，任何试图弥合差距的尝试，都应该被鼓励。她认为，直播教育至少确实让一部分孩子分享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并真实地看到差距——“即便我们跨出一小步，都会带着撕裂带着阵痛，但如果不跨出这一小步，我们就很难继续向前走。”

二月河笔下的帝王面孔与时代烙印

二月河。视觉中国 资料

对文艺界来说，2018年如同群星陨落的一年。12月15日，“落霞三部曲”的作者二月河去世。这位40岁才开始创作的作者，以其“帝王小说”闻名于世，其笔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形塑了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几乎靠一己之力重塑了三位帝王在普通读者中的形象”，张丰在《新京报》中如此评论二月河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二月河的“三部曲”相继被翻拍为影视剧，至今仍为经典。在纸面与银幕上，清朝帝王摆脱其“封建腐朽”“阴邪残忍”的刻板面孔，显露出在残酷的政权斗争、复杂的帝国困局中有抱负、有理想的“雄豪”一面。

与金庸相似，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有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读者皆可各取所好。“狐度工作社”评论员韩浩月认为，二月河的作品有着某种可贵的二重性：既具备知识分子式的结构能力与穿透性视野，也包含民间评书般的口头效应与感染力。

不过，相比起金庸，身为“历史小说家”的二月河周遭有更多争议。最常见的批评是“不实”。《南方周末》2014年刊载的《二月河：入过世，才想要出世》便提及，中国作协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一位北大教授认为《雍正皇帝》有些描写不符合史实，如雍正死因、李卫出身，特别是引娣与雍正有“乱伦”之嫌。

当然，真实与虚构之界限本就是任何历史小说与历史剧目面临共同问题。而在《南风窗》作者曾于里看来，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基本延续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思路，即，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尽量保证其历史真实性，严格按照正史进行书写与描绘；在“小事”上充分运用通俗文学的手法，利用虚构与杜撰增加小说趣味性与可读性。而其最出彩之处，乃是对历史逻辑的全新构造：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九王夺嫡等重大历史事件，二月河利用丰富的文学想象呈现了新的帝王形象与因果关联。

另一争议则深入二月河作品之下的价值观。在批评者看来，“落霞三部曲”终究过于偏爱帝王故事，过度表现政治斗争，过分寄希望于“明君”的作用。公众号“今日话题”作者李勤余便认为，二月河在赞扬帝王的雄才大略和臣相的精明能干之余，似乎并未意识到，把一国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期望以“道德”而非“制度”规范社会，绝非理想的选择。

一种更宽容的解读，乃是将二月河的作品取向与时代背景联结。在曾于里看来，二月河将三位帝王都塑造为“改革者”，并非偶然。“落霞三部曲”诞生的1980-199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轰然剧变之时。二月河的历史叙事，以其独特方式映射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进程之下当代大众的主流表达：对改革的呼唤，对确立新的政治权威，以铁腕扫清社会积弊的期待。在此意义上，二月河乃是以社会小说写历史小说，其文学乃是充斥着当代意识的文学。

李勤余感慨，不管我们是否赞同二月河的创作观、历史观，终究不可否认他的历史小说中严肃的创作态度与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如今穿越、玄幻、仙侠小说与影视作品横行，历史背景弱化，历史故事也逐渐丧失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二月河的逝去，或许预示了严肃创作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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