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封手写信寄给13000个孩子

等待寄出的孩子们的信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蓝信封”创始人周文华边写信边哭的女孩志愿者和孩子在一起

“没兴趣”、“没意思”、“爸爸妈妈都不怎么管我，都不爱我……”

信的对面，是正在读初一的小女孩小雪。她是一名留守儿童。

这个场景，刘思杰并不陌生。这位湖南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在6年前，也是一位像小雪一样的留守儿童。

就像现在的小雪一样，她把很多永远无法讲出口的孤单都写在纸上，然后寄给远方的“小露姐姐”。

小露姐姐是一个叫“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公益组织的志愿者，通过与结对的留守儿童相互通信的方式，给予对方精神上的陪伴和互动，让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去年，刘思杰也成为这样一位公益志愿者。而据统计，在过去11年时间里，“蓝信封”帮助了13000名来自广东、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留守儿童，“通信大使”们寄出了超过15万封书信。

从“留守儿童”到“通信大使”

初一那年，刘思杰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刘思杰只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不配有理想。”

从小，刘思杰便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湖南常德汉寿县的乡下，父母在广州打工，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会回来一次。

每年春节结束，是刘思杰最痛苦的时刻。父母要启程离开了，她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有很多的情绪在心里纠结，但又开不了口。爷爷奶奶会照顾她和弟弟穿衣吃饭，但年迈的他们也很少能洞察到刘思杰的情绪变化。

长期的分离就像一道墙。爸爸打来电话时，刘思杰也不愿谈论这些事情，觉得“不好意思”，时常是短短几分钟就结束了。有时聊到学习成绩，双方又会陷入争吵之中。

刘思杰找不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她不知道能找谁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眼前这些“天大”的事情，她只是变得越来越沉默和自卑。

当蓝信封的公益项目来到学校时，13岁的刘思杰迫切地希望“与一个哥哥姐姐交流，给自己一个方向”。

信纸的另一边是正读大二的小露，第一次回信，刘思杰就称呼她为姐姐，并把心里苦恼的“秘密”都写在了纸上。对刘思杰而言，把这些写在纸上，寄出去，情绪就会畅通不少。

刘思杰喜欢看《淘气包马小跳》之类的儿童文学，尝试写类似风格的文字，但她不敢给身边的任何人看。千里之外的“姐姐”便成了她第一位读者。“很奇怪，对一个陌生人，你更愿意说出自己的东西来。”刘思杰把其中几个章节誊在纸上寄过去，对方在回信里夸她“富有想象力”，还附带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鼓励她多写作。

通信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小露去国外做了交换生，她们才断了联系。上大学之后，刘思杰又在朋友圈里看到蓝信封招志愿者的消息，立刻报了名。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曾经从小露那里得到很多帮助，然后又变成了她的角色。

刘思杰给小雪写了满满三页纸的回信。她觉得小雪感受不到外界的关爱，可能并不是周围没有，而是她自己感受不到，就像曾经的自己。

她特意问了很多小细节，试图让女孩明白“爸爸妈妈都是在乎你的”。“我问她，爸爸妈妈是不是会经常给你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回家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准备你喜欢吃的东西，天冷回学校，是不是会让你多带一些衣物……”

第二封来信比第一封长了许多。刘思杰明显感受到信中情绪的转变，小雪告诉她：“和你聊天很开心。”在此之前，小雪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开心”这个词了。

在接下来的信中，小雪开始分享一些开心的瞬间，喜欢的歌曲和明星，以及对未来的希冀。她想考一个广州的大学，和在那边打工的妈妈在一起。这样，便不会再有人嘲笑她没有妈妈。

给孩子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蓝信封的创始人周文华也曾长期和父母分离，他生长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乡下，从初中开始便一个人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书。一年四季中，只有寒暑假才能短暂和父母待在一起。

11年前，12岁的安徽留守儿童章杨宇在村祠堂后的一间小屋中自杀身亡。在此之前，他亲了亲陪伴自己的爷爷，还写下了一封遗书。那天是父母离开老家的第10天，章杨宇在遗书中写道：“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彼时，周文华还是中山大学研二的一名学生，在报刊亭前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颤抖。

周文华喜欢给以前的同学或者远方的笔友写信，把内心的情绪都写在纸上。他想到，比起支教或者物质上的帮助，通信的方式能长期地关心一个孩子，也给他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公益项目团队，来到湖南省汉寿县帮扶。在那里，周文华看到有很多孩子会给父母写很多信，聊他们的生活，也聊他们的思念，但这些信都藏在枕头下面，不好意思寄出。

在校内的一个公益创意大赛上，周文华提出了蓝信封项目。他想通过信封搭建桥梁，让大小朋友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他们在高校内召集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通信大使”，与留守儿童结为“对子”，结对的孩子和志愿者一个月写一封信，约定写一年。

蓝信封团队的一位核心成员封子提起2013年去河源家访一位留守儿童，家里长期都只有爷孙二人。封子进门后讲明身份和来意，结果孩子的爷爷立刻拿起扫帚打他们，把志愿者们都赶了出去。无论怎么解释，老人家都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大学生免费来关心我们？”

周文华说，在他们最初的几年，常常被怀疑是搞传销的，被人查身份证、拍照报警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们只好穿统一的服装，带上孩子学校的证明，并和班主任老师约定好，随时求助。

渐渐的，蓝信封的模式也固定了下来。他们会在高校招募核心志愿者来对接乡下的学校，对通信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并在全国高校招募通信大使。而这些大使则会与留守儿童配对并写信，但他们不会上门，也极少见面。

最主要的困境不是贫穷

与留守儿童接触得越多，蓝信封越发现外界有一种误读，似乎留守儿童最大的标签就是贫穷。周文华认为，“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关爱，这才是他们主要的困境。而家庭特别贫困的状况，他们有遇到过，但是比例并不高。

周文华发现，与父母长期分离后，孩子会出现两种心理：或者认为父母完全不在意他们，于是心理上越来越摆出一副对外界不在意的样子；要么就是过分在意，把父母的缺席当成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提都不能提。

曾经有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突然越来越差，志愿者们在信件中发现，只有在他生病或者成绩不好的时候，远方打工的父母才会频繁地联系他。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注意力。

也会有写信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孩子们会在信中提到自杀或者死亡，通信大使上报后，周文华会邀请资深的心理专家和通信大使一起分析，信件就是最重要的材料。如果情况确实紧急，他们会立刻联系学校和老师。

2012年，周文华辞去了环境公司的研究员工作，正式把蓝信封注册成为了公益组织。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临，他们也把通信大使的报名改到了线上。周文华发现，在网络时代，报名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暴涨。2018年，报名的人数达3万人，也不再局限于大学生群体。“有很多人会对互联网倦怠，原始的文字沟通始终是有力量的”。

眼下，刘思杰在盼望着开学，她急切地想知道，小雪妹妹最近过得怎么样了。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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