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邓元杰先生

邓元杰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现在读他的作品，还能感觉得到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与爱护。

邓元杰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达州本土作家之一。1998年，我从铁山以西的一个乡镇团委书记任上调到达县文化馆从事办公室和文学创作工作。那时，邓元杰老师所在的达县文学艺术创作办公室与达县文化馆相距不远，由于人少，两个单位的财务工作合在一起。一个初冬的上午，邓元杰老师来文化馆办公室办理财务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刚刚到文化馆工作，财务人员就将其介绍给我认识。我立即起身与邓老师握手问好，他很和蔼地和我寒暄了几句。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50多岁的邓老师穿着一件不是十分合身的西装，面容清瘦，颧骨很高，三七分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斯斯文文、轻言细语，标准的文人形象。财务人员填好有关表格后让他拿出创办的公章盖章的时候，他慢慢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拿出单位公章，不用印泥，对着嘴巴哈了几口气，双手慢慢用力摁在盖章的地方。之后包好公章揣在裤兜里，还用手按了按。

由于刚刚调进城工作，单身汉的我就在单位找了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作为栖身之地。工作和生活都在单位，与邓老师的接触就多了。我慢慢了解到，邓元杰老师素有文人的清高，虽然是创办主任，他的家既办公也居住，一家几口人就蜗居在文化馆旁边一排青瓦平层房子，与人民公园管理处隔壁。当时的人民公园内有达县文化馆、达县创办、达县文物管理所、达川市文化馆以及达县地区园林处和人民公园管理处等单位。邓老师家门口挂着达县创办的牌子，门前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四合院，院里几棵上百年的黄葛树枝繁叶茂，夏天在树下乘凉非常惬意，几个八角形花台把四合院点缀得分外别致，环境十分清幽。小院的右边是达川市（现通川区）文化馆办公室，小院的正面是达县文化馆住宿楼，小院的入口是一扇圆形石拱门，门前几株腊梅树。每到春天，院子里万木葱茏，百花齐放，芳香四溢，只要进入公园的游客都会在石拱门旁合影留影。

因为是邻居，我经常从邓老师门口路过，夏天的时候经常看见他坐在黄葛树下喝茶看书，桌上放着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常常凝望着黄葛树出神。最初见面，我们只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时间久了，也会站着家长里短地聊几句，侃几句大山，说点国际国内的新鲜事。他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毕业几年了，以前写过文学作品没有，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张啊，趁着现在年轻，多读书读报，多看多写多思考多练笔。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静得下心，沉得住气，有付出才会有回报。”

又一次，我路过他门口，他正在小方桌前看报，看见我路过就招手示意我过去，热情地给我递过一个小板凳。我们坐在一起聊文学聊人生，他给我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出版发行的儿童诗歌著作。说到高兴的时候，把我领进他的书房，在书架上给我找出一大摞已经略微发黄的报纸和结集出版的儿歌集，翻到最喜欢的作品就读给我听，激动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离开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本已经出版的儿童诗集《百花谣》。

后来，单位同事给我讲了一些关于邓老师的逸闻趣事和创作经历，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让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邓老师还给我讲述自己从读书到工作的艰辛，以及如何开始专业文学创作及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困惑......他一边眯着眼睛一边掐着手指说，自己在美国《世界日报》、日本《儿童文艺》、中国香港《世界华文诗报》以及《诗刊》《人民教育》《北京文学》《上海歌声》等1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1000余件，出书11部，加上3部电视作品和川陕苏区三大革命历史组歌，共计100余万字；曾获国家级、省级奖，有的作品选入中小学教材，部分作品辑入国内60多种选集。说着自己的收获，邓老师非常高兴，还拿出获奖证书、刊载的报纸杂志给我看。鼓励我说：“小张啊，你是年轻人，创作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更是艰辛和苦涩的，创作之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唯有耐心、恒心和信心才会有收获。”

国内多位著名诗人、作家、教授、文艺理论家对邓老师的作品给予好评。

著名作家叶君健先生对《百花谣》评价道，这些歌谣写得很美丽新鲜，又提供了有关百花的知识，别开生面，在儿童文学中是个新的品种。著名作家陈子君在《桃李园》的序言中写道：这本校园儿歌集中的85首儿歌都是紧密结合儿童校园生活的实际，抒发儿童感情，表达儿童理想，语言朴实，生活气息浓郁，构思巧妙新颖，寓意深刻，音韵铿锵，节奏明快，琅琅上口，非常适合儿童阅读。达州籍著名诗人梁上泉，在《海马爸爸孵娃娃》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一本有益的书，让孩子们通过一个个知识小花园，一步步走进未来的科学大观园！浙江大学原校长蒋风、日本牧冈孝等都对邓老师的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

邓老师的作品独辟蹊径，勇于探索，潜心创作科学知识儿歌，拓宽了儿童歌谣的新领域，为小朋友们打开了通向未知世界的窗口。1991年，他被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为“成绩突出作家”，后被文学评论界誉为“儿童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儿歌大王”。

我在文化馆上班的时候，邓老师曾经主编的《摇篮》杂志由于经费紧张已经停刊，但是，他给我拿了一大摞过去的刊物，让我阅读。从这些刊物里，我读到了邓老师对文学新人的关爱和扶持，更读到了他为达县文艺事业付出的艰辛。他跋山涉水，组稿改稿，工作严谨，一丝不苟，亲自编发群众文艺作品达100余万字。张爱萍、魏传统将军，诗人梁上泉都曾为刊物题词、题诗，给予热情鼓励。

邓老师不但积极带头创作，还经常下区乡，扶持、辅导文学成员积极开展业余创作活动。他告诉我，因为自己的扶持、推荐、关心，全县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青年，比如曾蒙、符纯云等。九十年代，达县曾掀起文艺创作热潮，每年全县的文艺爱好者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都在三四百件以上。

我在文化馆工作了两年多，在文化馆的办公房里住了4年多。由于工作和居家变动，与邓老师的接触也少多了，偶尔与他相遇也只是匆匆地聊几句。尽管这样，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关心我最近工作怎么样，采访了哪些典型人物和重大新闻。他鼓励我说，记者与作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有了较强的文学功底，采写稿子也会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来的同事告诉我，邓老师因病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这样的一位好老师、文学前辈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邓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十年整了，但是每当我在文学创作的时候都会忆起他的鼓励和谆谆教诲，感谢他给我文学道路的指引和鞭策。

□张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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