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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中国

来源:淮河晨刊 2021-04-09 08:03   http://www.yybnet.net/

上期提要: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毛泽东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史称井冈山军官教导队,这支教导队就成了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我们国防大学前身可追溯到抗日军政大学,再往前延伸到红军大学,再往前延伸,就是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

后来的罗福嶂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在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就是为分兵做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二十八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为陈毅,纵队长为林彪;二纵队由第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为蔡协民,纵队长为伍中豪。

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这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得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两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

中央“二月来信”是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毛泽东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

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因为“托派”嫌疑而被苏方遣回,上海的中央也因为他有“托派”嫌疑而把他放到了苏区。消息闭塞的苏区同志不了解背景,还以为他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被任命为军委临时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军委是毛泽东提议撤销的,现在他又提议要恢复。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不是很高,但被刘安恭这么一挑,斗争加剧了。

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6月18日,红四军小池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但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名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

其间,湖雷会议召开,对党的工作范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过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倾向。会议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附和。毛泽东只获得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都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带的第三十一团的很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权力太大。由此,他当时的处境空前困难和孤立。

说起当时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专权,有个故事就不得不说——毛泽东当街责骂亲弟弟毛泽覃。毛泽覃讲:“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我们今天有些人讲历史时反对毛泽东,就说,他亲弟弟都说了“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的家长制、封建制。我说,你知道毛泽覃讲这话的具体历史场景吗?毛泽覃为什么讲这句话?

毛泽覃是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他把猪贩子当土豪打,要没收猪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了,非常生气,当街责骂毛泽覃,甚至要动手打他,没打成,被人劝住了。有人圆场:“既然如此,付钱算了。”毛泽东火气不减,一句话把圆场的也顶了回去,引发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生活的众多官兵的强烈不满。毛泽覃也发牢骚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这就是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毛泽东为什么想打他弟弟?就为这个事情。这同样反映出对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存在争论。

当时,湖雷会议的结果,或者说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摊牌的白沙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他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并强烈坚持,刘安恭则坚持要保留。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取消临时军委以后,刘安恭还在各处活动,仍坚持取消临时军委后前委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毛泽东感到问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继续扩大,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干脆提出辞职,请求让他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之后,毛泽东和朱德根据前委的要求,各自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表明各自的观点。

下期看点:共产党的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调和、妥协,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他们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现在来看,没有朱、毛之争,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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