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间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因孩子罹难濒临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儿子杀人于是避逃人群的加害者家庭；帮死刑犯辩护而受尽谴责的律师……若你是当事人之一，你会如何选择怎样面对？近日热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将视线瞄准受害者与加害者家庭、律师等群体，让人知晓、理解进而反思刑事案件背后的故事。

“我最讨厌跟我说对不起的人，有本事你就别犯错。”宋乔安，新闻台主编，自儿子去世后变得酗酒犀利。如果对不起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做什么？坏人就不用受到惩罚吗？这是作为受害人家属的观念。身为受害人母亲的宋乔安，没办法去原谅加害者家庭，也没办法放过自己。工作中，下属因其严苛而抱怨不已，女儿与其争锋相对，丈夫形同陌路，家庭危机近在眼前。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转换只在一念之间。执行死刑的枪响之后，对加害者家庭的人肉搜索、网络霸凌仍旧没有结束。就因为他们是杀人犯的家人，所以一辈子都要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替自己的亲人赎罪。当李大芝（行凶者妹妹）喊出：那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你会发现人类的情感并不相通，你不是当事人，无法感同身受。对受害者家属而言，原谅跟惩罚难以抉择，即使知道行凶的不是其家属，但受害者家庭所承受的痛楚总要有人来分担，如果责备能减轻丧子之痛，加害者家庭所背负的是道义上的刑罚。可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放过别人，也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捍卫人权的辩护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泼粪、每天收到各种恶意短信及骚扰电话。为什么会有人给杀人犯辩护？律师生而为人的良知何在？这是民众对这一群体的普遍质疑。

提起行凶动机，我们总是第一时间归因于家庭不幸、精神疾病、心理扭曲、人格分裂。可以这样按常理简单归因吗？案发前想做一件大事的死刑犯李晓明、一心求死杀害两名幼童被判无期的陈昌，“律师，我不是应该判死刑吗？为什么我还不能得到解脱？”为犯罪而犯罪，很多时候，人连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找出真因，看着律师对工作执拗较真的样子，不禁让人反思有些东西看不见，我们才更有机会去相信，比如为之奋斗的梦想。尽管清贫，尽管前路艰难，也要坚持下去的工作。

近些年来，舆论介入、媒体审判的案件屡见不鲜，键盘侠也此起彼伏。网络的匿名性纵容了网友不负责任地宣泄情绪，让遭受网络暴力的人们难以负荷。后真相时代，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真相让位于情绪偏见。舆论并非天生正义，人性的复杂让它裹挟太多。民众往往通过新闻去了解情况，媒体应该如何做新闻？谨慎报道、认真求证，秉持中立客观是对新闻事实的负责，也是对被报道者的负责，不能为了抢热点而失了道德的底线、人文关怀。从发展传播学角度而言，新闻媒体是要助力这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旁观事件的冷漠看客又或是激化矛盾的帮凶。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句台词：“一个案件结束了，并不是判刑就没了”。施害者家属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创伤疗愈、媒体暴力、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这个社会、每个人，需要做的很多。

□ 谢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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