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虽晚达 于树似冬青

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冬青老人口述》，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128.00元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学界中人的口述历史，大概要算是《胡适口述自传》了。卞孝萱先生的《冬青老人口述》当然也属于《胡适口述自传》的同类，但其更多地取法远早于胡适的一位诗坛大佬的口述：石遗老人的一夕话——《石语》。关于此书，卞先生称之为“文字不多，但是很有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些官面文章，所谓“正经的话”，而这上面谈到的，都是些“私下的话””。私下里的口述，当然不同于登台说法，好比着装一样，大块的著述是西装革履，而口述历史，则不衫不履，别有格外的趣味。官话、违心话可以少讲或者不讲了，而真心话、率意话甚至淘气话则可以多说一些。

大部分口述文字里面往往能看到正史里不屑载、不及载的历史碎片，有时候，这正是我们读口述历史的一大动机。《冬青老人口述》当然也不例外，卞先生和几位文坛政界的大佬如章士钊、范文澜等有过密切交往，自然能了解到一些为他人罕知的轶事、传闻。比如，就范文澜而言，清末秋瑾被捕时，范老的哥哥同在大通学堂，而“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的哥哥却反而没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卞先生说这个乌龙事件“对范老有着重要的影响”，可惜没有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口述历史，有时候恨不得自己是那个记录人，去咬住不放，多问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像记者会上不肯轻易松口的提问人一样。

这种独家故事当然还有很多，还是范文澜，一般人对其著作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文心雕龙注》和《中国通史》等，但是范最初搞的是经学，后来“范老在延安讲经学，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曾去听。听过之后毛泽东写封信给他说：你经学讲得很好，并且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讲经学，但这不是当前的急需；当前的急需是要为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范老的《中国通史》系列就是这样引出来的。时至今日，很难想象在延安窑洞里范老为一群高级革命干部开讲经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场景，但范老的书生气似乎呼之欲出了。

这本书里提到黄侃的地方不多，但都很有意思，非常能体现黄侃的性格，比如，刘盼遂认为隋唐两代父系、母系均为鲜卑人，但后来却不坚持此说了，原因是他的老师黄侃“劝他不要坚持此说”，“黄侃是有深意的，唐朝以后是宋朝，宋朝是个衰落的年代，遭受辽、金、元的打击，最后亡于元，明朝后又是少数民族的清朝，如果唐朝是少数民族的朝代，那么汉族不是太没光彩了”。又如冒舒諲的话剧《董小宛》演出的时候，“黄侃曾去观看，回来后在中央大学演讲时说，董小宛去清宫是顾亭林定的计策，是学习西施入吴的故事。他还说自己有秘本，但不能宣布。当然这都是黄侃编造的，他是为了表彰顾亭林的反清。所以当时人说黄侃是厚诬古人。黄侃这个人学问很大，但有些时候说话也很荒唐”。章黄师弟容易闹意气、说过头的话，这是为人所知的。倒是黄侃这个思路，为当今胡编乱造的小说、电视剧提供了好素材，照此敷衍下去，有可能又是一部大火的《甄嬛传》，不过为避免纠纷，在创意、策划的栏目里要写上黄侃的名字，虽然看这种小说、电视剧的人可能根本没听说过黄季刚。

此外，如叶恭绰说咸丰皇帝突然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是自杀；钱基博晚年信佛，为《金刚经》做注解（现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钱基博集》尚无此方面的内容）；为林彪老婆叶群讲孙子兵法的刘盼遂根本不知道林彪何许人也，等等，都足广见闻。

卞先生是文史方面的专家，该书中论学之处自然不在少数。比如，范文澜把他一生的学术总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专”为第一位，“通”为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都是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冯案：有人称卞先生是扬州学派的殿军）都是重“通”。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坚”是坚定，“坚定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虚”则是“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老的这些话到现在也并不过时，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顺便提一句，书中澄清了一下，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名言，并不是范老的原话，不知是什么人的概括总结。我早年也曾想过，以范老这辈人的学术基础，不会写这么两句不合平仄的“七字句”。

卞先生在口述的过程中也时刻保留着治学者的敏感度，比如在谈到“四公子”现象时，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四公子”，第一次是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第二次是明末清初，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方以智；第三次是清末民初。很奇怪，都是王朝要垮的时候，有所谓“四公子”之号出现”。卞先生这话，不知治史者有没有比较圆满的解释。当然，在吴保初这清末四公子之后，民国期间也有张伯驹、袁寒云等所谓“民国四公子”出现，算是一个不太能压得住的句号，毕竟民国四人各方面都比不上前朝了。

该书中谈校对的一段文字对我触动最大，毕竟，现在的有些图书质量是让人不满意的。王寿彭代范文澜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王校的方法，我不知道之前和现在是否有出版社在采用，但是听说好多出版社取消专门校对，推行编校合一的制度，是否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清楚，但至少应该说重视校对的程度应该是今不如昔了。

记录成文的口述材料，由于当时是口述者信口一说，即兴而谈，自然不能与月煅季炼、反复推敲的学术论著相比，往往一时思虑不周，偶尔会存在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此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音近致误形成的缺憾，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口述者未必个个都像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样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些口述者可能讲的是方言（此尤以年长者为多），或者口音比较严重，导致记录者在听觉上形成错误的印象；另一方面，有可能口述者讲到的内容恰好是记录者知识上的盲点，提到的某个人名、某个专有名词，记录者一时难以搞清楚，或者自以为搞清楚了，最后形成一个存在偏差的记录。当然，上述所说错误其实也很容易避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口述者审查一遍；如果口述者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加以审查（比如本书的卞先生已经逝世，这可能是造成口述者无法审查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最好也要请熟悉口述者语言表达、讲述领域的人加以协助，尽量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错误。本书也存在着这种记录错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页32，他（范文澜）最喜欢的是《太白醉仙》等俞振飞的曲目。

案：此处当为《太白醉写》，此剧确是江南俞五的拿手好戏，但不能因为李白是诗仙就随便改动剧名。

页43，范老举了一个例子：郭隈，当时他出去平乱，平乱后入朝，冯道是三师，大家都晓得郭隈此番回来就要做皇帝了，但是冯道安然地坐在那里接受他一拜，他把身份先定下来。第二天，他就拥戴郭隈了。一般的人，晓得郭隈要做皇帝，受其叩拜是不敢当的。

案：这个“郭隈”，我初读时脑子里反映不出是谁，自己不出声地念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就是后周开国皇帝周太祖郭威呀。

页52，袁世凯曾是章士钊岳父手下的一个将领。

案：章士钊的岳父是吴保初，年纪比袁世凯小十岁，虽然这不能妨碍他做袁世凯的上司，但吴保初虽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却不具备此资格，有资格的是吴保初的父亲淮军将领吴长庆。在后面这个错误其实已经得到纠正，“章士钊一生三个妻子，原配吴弱男”，“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吴保初的父亲是吴长庆，吴长庆是清驻朝鲜总督，当时张謇、袁世凯都是他的手下” （页57）。顺便多说两句，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恰好有一篇《见闻录·袁世凯轶事数则》提到袁与吴家的关系，“袁世凯系我祖父（长庆）义子，庶出，行四，我七八岁时曾见之，称之曰四伯。因袁童年好玩不好学，为父所不喜，我祖父则赏识之，谓可以习武，因乞为义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张季直在我祖幕中，即延其课袁读书。袁有胆识，敢于担当，我祖病重，由朝鲜任所，以遗折向清廷保荐，因获任用，由此腾达”。

页112，这一派（宗唐）是福建、江西同光体以外的另外一种势力，其中江苏人比较多，例如著名的樊樊山。

案：樊樊山是湖北人。后面讲卢弼的章节反复提及。

页138，陈柱是王蘧常的学生。他的诗集叫做《待焚稿》，章士钊《柳文举要》讽刺他：“你不焚何待？”陈柱自谓一生有三大乐事：……第三大乐事是得天才英才而教育之。

案：熟悉无锡国专历史的人都知道，陈柱比王蘧常年龄大，入学早，是王蘧常、钱仲联的老师。江南二仲当然是天才英才了，所以教他们的老师也有资格骄傲。陈柱尊的《待焚稿》这个书名成了别人开玩笑的好题目，“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振铎《惜周作人》）

页140，钱锺书甚至讽刺樊樊山，说天下的好对联都被他用光了，但他的诗有个毛病，是“花瓣上看桃李”。这句话很讽刺，在花瓣子上看桃李，不得大树，不得根本了。

案：此处为“花担上看桃李”，不是“花瓣上”，“卖花担上看桃李”是谈艺时的常用语。

自然，这些错误是很容易纠正的，相信经过编者再次仔细核对后，修订版会愈加完善，冬青之树，会万古长青。(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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