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千目庐的“三朝本”《魏书》

张文艳

一日清晨,青岛市博物馆文保部里,青岛资深书画研究专家、同时也是张铮夫的外孙赵增先生戴上了白手套,副主任罗琦早早就将一套厚重的《魏书》放在了桌上,青岛文史研究者王鹏先生就坐,我们一起与这件青岛藏书家张铮夫先生捐赠的国家珍贵古籍,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对话。

话题自然离不开赵增先生的外公张铮夫,和这套带有斑斑血迹的《魏书》。

平原路8号,因为邻着青大附院而热闹、嘈杂。人来人往,车行不断。走进两栋楼架起的小胡同,抬头,枣红色木连廊连接出一道别致的顶棚。小楼已被刷成明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惹眼。“前面的三层楼房是外公母亲等人的居所,小后楼是外公的住所和藏书地”,赵增先生说。楼前有几棵柿子树,目睹了大院的兴衰,也见证了一位收藏家的梦圆和梦碎。

这里就是张铮夫的千目庐。曾经,千目庐中藏着大量的珍贵孤本,还有60种张铮夫亲手抄的稿本。他一生致力于目录学,既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书目,也有《镜天阁书目》《诸城艺文志》等罕见书目。

除了目录学,张铮夫先生收藏的地方文献,“汇集了明清以来地方贤达著述,保守估计有数百种,孤本、珍本众多,是一个尚未开启的宝库”(《千目庐钩沉》)。

青岛市博物馆里收藏的“三朝本”《魏书》,不仅记录着作者魏收笔下的史书故事,还因为书上的斑斑血迹,承载着一段悲惨的经历,而且一切我们有幸了解,都得益于张铮夫先生的捐赠。

张鉴祥,字铮夫、镜芙、镜夫,出生于1889年,1972年离世。一次偶然,王鹏“遇到”了张铮夫,“那是在一个地摊上,我买到了张老的小传”。一直在致力于考察青岛藏书人的王鹏如获至宝。“青岛建置时间不长,读书氛围和藏书规模难比那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地区,但在短暂的进程中,也出现过不少有影响力的大家,赵孝陆、孟昭鸿、郑爰居、黄孝纾、王苍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张铮夫的千目庐则是岛上著名的藏书楼”。

王鹏先生提供的传记是张铮夫58岁时所写,“山东胶县大台山庄人也,先世务农,且耕且读,勤俭年久,成为地主”。三岁时,张铮夫的父亲去世,全家移居诸城,“四岁学蒙,入外祖家私塾,十岁毕四书五经,习作策论文,翌年科场废,阅资治通鉴及小学等书”。在殷实的家境支持下,1911年,张铮夫与弟弟和侄子来到青岛求学,张铮夫考入黑澜大学预科,也就是德华大学,又称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因办学地点位于黑澜所以俗称黑澜大学。

三年后的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日本的铁蹄侵入青岛,战争让学业无从为继,张铮夫便和弟弟、侄子一起离开青岛,各自转学。“予往天津,由德文改习英文一年,考入南开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我以山东旅津同学会会长被推为学生会代表,奔走呼号,热血填胸,只知爱国,不知利害”。当时,为了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张铮夫还专门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册子,名叫《演说学》,也存放在青岛市博物馆内。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张铮夫带领同学请愿,未曾想到后果,结果“身受两刺刀”,更严重的是,“及创愈归校,则校长以胡闹半年,功课荒疏,命令退学”。

两度被迫中断学业,张铮夫并不气馁,他继续努力,考上河北大学,并在毕业后执起教鞭。半年后,张铮夫被推举为大总统秘书,九个月后,他愤而辞职,原因是“始知政治腐败,军阀跋扈,盗国贿赂,不以为耻”。从此以后,张铮夫决定与书为伴。“他在天津的时候,所交的人大都是清末遗老,他们对他影响很大,也使得他的眼界越来越宽”,赵增先生说。离开官场,张铮夫“鬻产购书”,“居移青岛”。在青岛期间,他曾在礼贤中学任教数年,“因有心脏病,辞教静养”,“回忆过去,完全在旧书橱里生活”。

张铮夫的自传中提到,是新书让他找到了光明道路,而他与古籍的故事其实远不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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