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佩琰和他的《迁城论》

郭建民

耀州自西汉景帝前元二年（155）设县，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汉祋祤县城城址始在今河东堡，晋泥阳县城城址在今泥阳堡，唐华原县县城城址在今塔坡步寿原，宋耀州（华原县）州城城址在今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县城城址虽经数次移迁，但都依山傍水，不离漆沮交汇的三角台地。唐华原县城城址下原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建设，成为一座规模完备，功能完善的城市。未料元末一场战争，整座县城毁于兵火，变成一片废墟。

明洪武三年（1370），知州魏必兴在旧址上重建州城，建州治，设吏舍、儒学、阴阳学、医学、府署、驿站，创修文庙、城隍庙，一座新的州城在昔日的旧址上崛起。

唐代华原县城城址下原南移，应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县城北倚高原，南屏乳山，东临五台，西据原崖，漆沮双流，合环夹抱，可谓四塞形胜之区。

耀州城建于漆沮二水之间，有利有弊。利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宜居宜业。弊者，漆沮二河经年累月，汕刷城垣，水势逼进城根，几段城墙遭水浸坍，水患对州城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面对自然水患，州官百姓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此时，一位耀州的贤达人士提出了他的主张。他叫左佩琰，耀州城内东街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他的代表作《迁城论》阐述了他的观点。“天下不必有其事，而不可不有其议者，迁耀之城之论是也。一城之生灵，方鼾睡于膠舟，而四境之血汗，已盈科于漆沮。”“今夫沸天之水，决不可以坚城阻也；坚城之计，决不可以筑堤护也。堤不足于挡水，则城必破；城不可以自存，则人必溺，载胥及溺，而始言迁晚矣！”“况两水之于城，二十年止啮其肋，十年犹射其肩，今且冲其脑矣！……城北三里大象原（步寿原），三面峻峭斩削，即以当城。……况此地原系华原县旧址，故重修州城时，众欲复其地，而私利之徒，一言中止。”“自是，而人不与水争势，水不与人争地，不数年而水归其壑，沃壤百顷，可坐地而致也。岂如今日者，一遇轰雷怒电，崖震山裂，妇子泣时，登楼环树，秉烛发愿，终宵不寐也哉！”

左佩琰还在文中提出了迁城的实施步骤，居民搬迁补偿标准，公共设施建筑的处理办法等一整套的计划设想。也分析了迁城阻力来自那些“私利之徒，而一言中止。”然而，他的迁城主张却是严重的脱离了实际，一座城市整体搬迁谈何容易。此议虽系纸上谈兵，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耀州城址，历代主迁主筑，争论不休。州人为了消除水患，确保州城安全，还铸了一鼎庞然大物，即镇水铁牛，置于东城外漆河岸边的铁牛滩。解放后移置县文化馆，毁于文革年代。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巡抚鄂弼奏折主张筑坝设堤对城池加以防护。他提出，应于沮水分流之处，堵筑石堤一座；再于城西北旧有石岸处，添筑滚水坝三道；城之西南亦砌筑石堤；东城之北筑石滚坝三座；东门以南补筑长堤一座，石滚坝两座。由此可见，巡抚鄂弼在作了实地勘察与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他的主张，此乃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不失为固城之策大计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兴利除害，在大兴水利工程的同时，多次修筑漆沮河堤，根治水患，利及县城，造福于民。

如今，耀州城城址范围无限拓展外延，昔日的耀州路，为当年沮河泛滥的重灾区，今日变为一条繁华的街区。西河滩、铁牛滩均建有多个小区，高层建筑楼房林立。县城议迁议筑之梦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左佩琰的《迁城论》是时代的产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仍不失为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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