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汉唐制度与社会

11月7-8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多元视角下的汉唐制度与社会”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厦门召开。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学者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共同参加了此次工作坊。汉魏南北朝边境地带的政治与族群

本次工作坊共设有四场专题讨论及一场综合讨论。第一场专题报告会研讨主题为“汉魏南北朝边境地带的政治与族群”，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枫主持。

首先报告的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朱圣明，题目为《汉匈之外：汉代西域政治史新探——以“持两端”“两属”、称霸等现象为中心的考察》。朱圣明指出，以往学界对汉匈争夺西域时期的西域政治史考察多从汉匈交争的宏观视角下展开探讨，忽视了西域诸国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角色。通过对汉代西域地区曾出现的“持两端”“两属”、称霸等现象的考察，可知西域诸国除了被汉、匈控制之外，亦利用汉、匈的斗争主动争取自身的利益，表露出显著的“主体性”特征。

与谈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桢指出，本报告跳出以往的“大国思维”指向，关注到了西域诸国本身，是对已有观点的一种突破。不过，虽然题目名为“汉匈之外”，但在具体讨论诸国行为时，仍然认为它们是因应汉、匈做出的行动。西域诸国内部的多边性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西域各国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诉求差异是否导致决策转向以及如何造成决策变化，似乎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与谈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耀飞指出，应该考虑补充西域诸国的区位、系谱等知识内容。西域诸国有游牧国家亦有城邦国家，不同的组织结构应会对国家抉择有所影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指出，应该超出描述性的研究，对西域诸国抉择的原理进行考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指出，应对“两属”等概念进行概念史的思考。目前出土的简牍以及烽燧遗址等物质文化遗存已有不少，可以尝试复原这些军事地理等内容来进一步思考西域诸国的选择。厦门大学历史系杜树海指出，边缘地区通常表现出两属或者多属的形态，可以考察贸易、宗教、思想观念等方面是否对西域诸国的政治抉择带来影响。朱圣明对诸位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强调诸位老师的建议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路径，但受限于材料的碎片化，有许多问题仍难以进行深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莹是本场第二位报告人，她报告的题目是《北朝稽胡的“统一”》。该报告从区域人群身份变化的角度出发，描绘了北朝时期河、汾流域山居诸胡由多样化的族群名号逐渐统合为稽胡的演变过程。与前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北朝诸政权对该地区不断加深行政控制的过程。随着国家对人群控制的强化以及政治权力向地方的渗透，最终促使被黄河分割的河西羌胡之地与河东山胡区域统合为稽胡区域。

与谈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指出，本文是将文本变化和政治史相统一进行的研究。文中“稽胡”和“山胡”的称谓，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此外，北朝后期东西政权对“步落稽”名号的不同倾向可能导致对名号的差异性运用，进而影响到文本的差异。与谈人胡鸿指出，本文讨论诸胡名号主要援用正史，但正史是经后人整理过的文本，文本中呈现出的现象与历史事实间是否完全符合，是需要加以考虑的。另外，报告中的地图可以更为细化，以呈现出北魏至北周、北齐时期该地政区的时代差异。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昌丈指出，对于该地区的行政区划可以进一步深化考察。本场第三位报告人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他报告的题目是《族群分类的史相与史实——以〈宋书〉对“蛮”的分类为中心》。针对《宋书》与《后汉书》所载蛮人分类体系的差异，以往学界多从迁徙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胡鸿指出，《宋书》所载蛮人分类体系，是沈约兼顾《后汉书》与刘宋时期史实而做出的新的分类谱系，但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一分类体系最终并未被后世继承。

与谈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杜树海认为，除了史料批判、文本分析等视角之外，亦可以从蛮人分布区域的区域生态、政治地缘等方面对蛮人的变动过程进行分析。与谈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刘婷玉对当时的槃瓠蛮、廪君蛮等是真实的族群主体，还是一种他人眼中的标签化的存在提出疑问。此外，南方的部分人群的确存在迁徙现象，那么蛮族名号的区域变动，是部族传承的传统信仰，还是部族名号的逐渐接受过程。胡鸿回应称，早期蛮族有多种祖源信仰类别，最终槃瓠、廪君成为大范围蛮人的祖源认同，期间应该存在一个攀附和加入的过程。孙齐针对报告中根据姓氏判定族属提出疑问。胡鸿认为，若是同一个姓氏单独出现，的确不易判定；但如果同时出现一系列某一族的姓氏，那么据以判断就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中古中国的制度、宗教与社会

第二场专题报告会的研讨主题为“中古中国的制度、宗教与社会”，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主持。

首先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聂溦萌发表报告，题目为《正史列传编纂的政务运作基础：对相关制度与文本的考察》。在官修史体制的学术背景下，聂溦萌围绕行状，考察南北朝时期与列传编纂相关的政务—修撰机制，探讨南北朝时期与行状相关的政务过程以及行状与列传、碑志文之间的文献关系。

与谈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周文俊指出，该报告融汇了制度运作与史源分析两个层面的研究，将研究放在史传文献形成的上层环节。但报告中用南朝文本和北朝制度进行探讨的方式似有不妥，预设了南北朝处在同一种制度环境中。同时提出史传修纂中具有多样文献源头的可能性。与谈人林昌丈提出，早期中正制作的行状文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北朝未见行状，或说明北朝史传修纂存在另外的机制。刘莹则对中正获取行状内容的途径提出了疑问。聂溦萌回应称，中古早期的行状是骈文，与史传文体不同。目前南朝和北朝的材料差异，确实是研究中的一种困境。不过北朝并非没有行状，只是目前没有完整的行状原文保存下来。本报告探讨的是一种撰述机制，不排除史官能动地采用多样史源的可能。本场第二位报告人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桢，他带来的题目是《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北巡》。黄桢通过仔细梳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突发北巡的前因后果以及巡行途中对各种事件的处置，展现出孝文帝迁都洛阳过程中各方势力间的冲突及弭平过程。孝文帝在巡行途中所做的多种政治活动，凸显出孝文帝更新政治文化的追求。

与谈人刘莹认为，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的北巡和军事行动，有可能并非突发，而是对原有计划的调整。另外，北魏时期皇帝巡行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方式，她亦对孝文帝迁都以后巡幸活动的意义提出了疑问。与谈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陆帅认为，目前史籍中见到反对迁都的记载比较多，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中立者、摇摆者的态度和抉择也有必要加以分析。此外，反对迁都者的理由大都冠冕堂皇，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诉求亦需加以探究。魏斌针对过于线条化的思路提出了反思，应该考虑到孝文帝在北巡途中更为丰富的活动。黄桢回应称，孝文帝迁都之后，随着华夏化的进程，皇帝巡行逐渐受到士大夫的制约，部分出巡主要是因军事需求而为。本场第三位报告人是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陆帅，题目为《江南的具象：吴都建业的物质图景及其特征》。该报告择取吴都建业的城邑格局、生活空间分布、青瓷和墓葬形制等方面，展示了六朝早期江南地域历史的特点，即一是由大小私兵军团组成的孙吴政权所具有的高度军事性，二是江南开发过程中的拓殖色彩及其华夏边缘的文化心态。

与谈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周杨指出，该报告为物质文献证据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他希望研究能更好地将微观考察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亦希望报告人能够凝练出江南城邑的发展模式。与谈人刘莹对“苑城”的名称和性质提出了疑问，她同时述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孙吴墓葬形制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墓葬形制的关系问题。林昌丈针对报告中指出的孙吴文化心态上的保守性，提出思考汉末三国南方区域的普遍性和建业地区特殊性的建议。魏斌亦认为可进一步将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进行比较考察。本场第四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题目为《古灵宝“未出”经研究》。该报告围绕敦煌本《灵宝经目》中标明“未出”的经典展开探讨。以往学者认为，“未出经”指陆修静之后、北周《无上秘要》成书之前陆续问世的晚出灵宝经。孙齐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未出经”并非在陆修静时代尚未作成，而极有可能是当时已经流传于世，只是被陆氏主观判断为“伪经”的一批早期灵宝经。

与谈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陆辰叶指出，真、伪与“已出”、“未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与谈人魏斌从学术史意义肯定了本报告对“未出经”研究的价值，同时提出了道经亡佚现象与道经目录编纂关系的思考。杜树海则从道教正统性的争夺角度提出对“已出”、“未出”的思考。中国历史研究院陈志远提出，抛开陆修静的目录框架研究灵宝经，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胡鸿则对陆修静据以进行标定工作的经目的来源问题以及陆修静信奉此目录的缘由提出了疑问。孙齐回应称，经目在陆修静之前已经存在，并对真伪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唐代制度的时空运作

11月8日上午进行第三场报告会，主题为“唐代制度的时空运作”，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水海刚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李永，题目为《唐代都城的时空管理与时空秩序》。该报告选取唐代长安城承天门击鼓、夜禁与宿直、帝王视朝等事项，探讨这些事项所反映的统治者赋予时间与空间的社会性、秩序性内涵。

与谈人水海刚对唐代城市时空管理的渊源、变化等提出了疑问，同时对如何把握秩序及秩序掌控者对秩序本身的破坏提出了反思。与谈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王炳文指出，唐代漏刻随时日而变，不知这种变化是否会体现在承天门击鼓活动中。此外，王炳文对唐代不同时期夜生活的变化、帝王与宫城之外的都城空间关系等提出疑问。刘莹将建康城端门击鼓现象与唐长安城承天门击鼓现象进行了关联性探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陈文龙亦对报告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有所补充。李永回应称，唐代的坊市制度通常追溯于北魏平城，不过坊市制度仍以唐长安城最为典型。唐前后期夜生活的变化的确存在，但夜生活的突破，首先表现在坊的内部，在街道上仍然施行严格的宵禁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耀飞是本场第二位报告人，他报告的题目是《长庆镇州行营考》。该报告对唐长庆年间镇州行营的建置过程及作战情况进行了仔细梳理，并探讨了白居易《论行营状》对唐中后期施行的行营体制的反思。

与谈人周文俊指出，行营是朝廷整合各地半独立势力军事力量组成的一种临时性军队，这些临时整合而成的军队涉及到各地方势力的复杂关系，对行营内部各种势力的纷争加以考察，或有助于加深对行营体制的理解。与谈人林昌丈提出，镇州行营的制度与其它行营的制度相比有何区别的问题。此外，行营的兵源各有来源，朝廷是如何控制这些多源的军队，行营和藩镇等又是如何应对行营制度的。李永对行营中的都监和监军的来源及身份提出了反思。王炳文则指出白居易在唐廷中的政治归属问题与其制作《论行营状》的关系问题。胡耀飞回应称，内地与边疆的行营制度存在一定差异。诸镇出兵的情况，有其各自的原因。本场第三位报告人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王炳文，报告题目为《三千唐马——唐马政神话的政治隐喻及其流变》。该报告指出，唐代前期由三千匹马发展到七十万马的马政神话，实际上是叠加唐初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后产生的一种政治隐喻。

与谈人李永指出，“三千马”实际上是一个虚实相间的概念，需要具体分析。唐玄宗时期马政神话的塑造，可能与开元年间对贞观时期历史的重塑有关，可以深入探讨张说塑造贞观马政神话的背景。与谈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猛针对报告中所用的一些重要文献进行了补充和探讨。胡鸿指出报告中对赤岸泽在渭南的判断与传统意见相左，对这一论断应该提供更多的证据。梁武帝与南朝佛教的展开

第四场报告会的主题是“梁武帝与南朝佛教的展开”，由中山大学历史系周文俊主持。

本场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晓红，报告题目为《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去宗庙牲”始末考论》。她在报告中指出，“去宗庙牲”是萧梁王朝礼乐制度转向崇释老的关键标志，这一转向体现出梁武帝“孔释兼弘”“道贯幽显”“义高三王”的礼乐追求，并将之与其后萧梁的北伐、刘萨诃礼拜阿育王造塔、佛弟子修孝顺观念的兴起等现象进行关联思考。

与谈人陈志远指出，天监六、七年时，梁武帝主导了神不灭论争、宗庙去牲诸论议，相比北方的战事胜利，可能更直接的原因是齐梁之间避难逃到岭南的几位学问僧在天监四、五年间回到建康。这个知识群体为梁武帝的改革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与谈人李猛指出，在梁武帝之前，齐武帝、萧子良等人已经有过去杀、除肉的举措，梁武帝“去宗庙牲”的行为，或可放在这一大的历史脉络下进行考察。周文俊提出对报告中的部分结构内容进行调整。李晓红认为，梁武帝推行去杀，的确存在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不过本文重点探讨梁武帝本人强力推行“去杀”的心理动机，探寻这种行为与梁武帝本人政治诉求的关联。本场第二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猛，他报告的题目为《梁武帝〈敕答臣下神灭论〉与梁初佛教》。该报告对学界普遍接受的《神灭论》有两个版本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现存文献属同源文本。报告详细梳理范缜《神灭论》相关辩难的发生过程，揭示出萧衍在该事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影响。

与谈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杨祖荣认为，从学术史意义来看，探讨《神灭论》的创作时间可能要大于对《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讨论。此外，报告中探讨《神灭论》为一个版本而非两个版本的论点，仍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谈人李晓红亦对《神灭论》的文本问题提出了一些反思与探讨。李猛认为，目前关于《神灭论》版本的问题，学者均是立基文献进行的推论，仍需进一步思考。中国历史研究院陈志远是本场第三位报告人，他报告的题目为《傅大士弥勒分身形象的思想渊源》。该报告围绕傅大士僧团展开讨论，傅大士僧团将傅大士塑造为弥勒分身，傅大士弥勒分身信仰超越此前弥勒降生信仰的整体性特征，回应当世信众的个体性诉求，使弥勒信仰具有了新的意义。傅大士僧团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是模拟江南流行的观音信仰，同时也受到建康主流僧团知识的辐射影响。

与谈人孙齐指出，傅大士的思想和形象已经被后世的塑造遮蔽，目前看到的傅大士形象，很可能是他的弟子们塑造而成。所以需要将傅大士的自我形象塑造和后人对他的塑造加以区分。在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南朝至隋唐时期，傅大士被多层包装，所以论证时要对傅大士的相关文献进行甄别。与谈人杨祖荣认为民间思潮或许对傅大士的形象有所影响。此外，为傅大士僧团带来建康主流僧团知识的慧和在傅大士僧团中地位不高，引人疑窦。胡鸿对傅大士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佛经抑或故事提出了疑问，并提出慧和加入僧团后带来的具体影响等问题。李猛则对慧集追随傅大士的动机及其行为提出疑问。陈志远回应称，傅大士所居附近的剡县兴造的大佛会给当地人带来一定的冲击，围绕大佛诞生的灵验记之类的故事会传播影响到周边民众。《停水经》可能是傅大士弟子为傅大士制作的伪经。慧集参与傅大士僧团的行为和动机中，利益交换的迹象比较明显。综合讨论

本次工作坊的综合讨论阶段由陈志远主持。他指出，当下的历史学界，对历史学的考察似有两种视角，一些学者关注国家上层制度和结构，一些学者比较关心社会下层的结构性内容及基层民众。同时，文献学较为盛行，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知识也较多进入历史学研究中。在当下考证工作较为丰富的基础上，如何借助于其它学科建构中层理论引导学术发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内容。陈文龙指出，对于中观层面理论和概念的构建，需要深入理解相关理论之后，将之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背景。近些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下层视角非常盛行，但仍有不少上层问题有待解决。二者虽有所冲突，但仍可以在研究中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讨。

刘莹认为大家研究中的个人色彩表现得比较浓厚，研究视角多元的同时，却带来了深入沟通的障碍。周文俊认为历史学仍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学科，即以制度史为例，兼存阎步克及刘志伟所做的不同路径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胡鸿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还是自下而上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碎片化现象。中古史知识量有限，学者间仍可以相互了解，这是相互交流的基础。孙齐亦认为碎片化是难以扭转的趋势，学者们应从理论、关怀、趣味和写作技巧上寻求共通之处。林昌丈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关的学术风潮，学术视角已经不成为问题，而是需要在多元化的视角下尽可能地丰富、提升史学的立体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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