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 | 消失的席草和最后的传承人

原创 陶维洲 NJU核真录

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核真录从6月15日开始，将连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届毕业生的优秀毕业作品。

此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系列展示（十四）

作者 | 陶维洲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

指导老师 | 王辰瑶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京杭大运河畔，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镇青灯村，一方嫩绿的秧苗在早春细雨的滋润下尤显青翠。紧邻这方嫩绿的，是苏州富川席业有限公司的厂房。一个中年汉子站在田埂边抽着闷烟，眉头紧锁，“开春后，这些秧苗要不要移栽大田，我还得去跟镇里商量一下。”

这个中年汉子名叫施永赳，是苏州富川席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生产的席子便是历史上声名大噪的草席——关席。

在空调这一制冷设备尚未出现及至普及的漫长岁月里，草席曾是中国人必备的度夏用品，浒墅关当地出产的独特的优质淡水草和江南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成就了关席的名声。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关席的处境早已不复昔日。鼎盛时，浒墅关一带“家家种草，户户织席”，关席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现如今，这门传统手工艺产业慢慢走向衰落，艺人凋零，草田不再。

2013年，浒墅关草席编织技艺被列入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这一非遗技艺，浒墅关镇复种了近30亩草田。然而，守护这一古老技艺的人只剩下施永赳一个，他已经默默坚持了7年，感到筋疲力尽。

千年浒墅，显赫之“关”

浒墅关镇位于姑苏古城西北约12公里处，是古时进入苏州的西大门，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和苏州驰名中外的水乡古镇周庄、同里、甪直等相比，浒墅关镇显得寂寂无名。事实上，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

浒墅关自古商贾云集，贸易繁盛，是南北商品运转、交易的主要枢纽。北方的棉花、小麦、杂粮，南方闽广的海货，苏杭嘉湖的丝、棉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在这里快速汇聚，又匆匆流散到全国各地。

明清时期，浒墅关是全国七大钞关之一，管辖着太湖流域内几乎所有的水道、港口、船货，收取货物流通交易的税赋，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据记载，清乾隆年间，浒墅关上交国家和省里的税银达50多万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浒墅关作为南北水陆码头贸易之繁盛。

辉煌过往，“席”可通“天”

在浒墅关南来北往的众多商品中，关席名声最大。关席色泽碧青、草质柔软、编结紧密、坚韧耐用，因选用浒墅关本地特产的一种淡水草作为编织原料而得名。这种淡水草做成的席子即便沾上汗渍也不会发黏，舒适凉爽。如果保存得当，一条优质关席用上几十年不会坏，而且越用越温润。

图说：施永赳（右）展示关席 来源：施永赳供图

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钟才根曾是浒墅关镇青灯村的织席能手，他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条关席。这是一条和合席，席的中央从头到脚有条脐带状的隆起，将席幅分为两半。这种席子曾是浒墅关一带人家婚嫁时的必备品，寓意百年好合。

农耕时代，关席以其上乘的品质得到消费者认可。而浒墅关独特的交通优势，又让关席行销大江南北提供了便利，使关席得以和浙江宁波出产的“宁席”平分秋色。

明清两代是浒墅关草席编织的全盛时期。清末至民国年间，仅浒墅关镇上就有近60家席业店号。新中国成立后，关席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00万条，畅销海内外。到上世纪60年代，浒墅关镇专设“江苏省吴县供销社草席收购站”，专门负责草席原料和成品的购、销、运等任务。

图说：民国时期浒墅关草席业一览表 摄影：陶维洲

“一到夏天，我们浒墅关运河两岸就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草席摊，大运河里到处是装草的船和装席的船。”钟才根老人对当年关席的盛况记忆犹新，“我们青灯村那时家家种草、户户织席。小暑前后是席草收割时节，地里、房上、路面……只要是空地，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几乎都晒满了席草。”

精耕细作，9月成“草”

在江南地区，草席编织并不稀奇，缘何关席能脱颖而出？钟才根用6个字概括——“用料精、技艺巧”。

草席编织，草为纬、麻为经。传统关席制作所用到的原料，便是天然的席草和麻茎。席草的品种大体分为大黄皮和棉衣种两大类，民间俗称咸水草和淡水草。关席必须选取淡水草，即苏南当地棉衣种类目。浒墅关及太湖流域气候温暖、雨水充足，为席草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席草最好的生长期是夏至前后，因正值江南梅雨时节，所以关席所用的席草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梅里青”。

图说：青灯村村民正在收割席草 来源：施永赳供

想收成合格的席草，除了品种好外，种草的过程也异常艰辛。“席草冬月种，来年小暑割”。席草从栽培到收割上晒场的时间约为260天，比之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稻、小麦种植时间要长。施永赳说，草田留种期在7月上旬至10月下旬，秧期3个月左右，之后移栽大田，到第二年的6月底7月初收割。

今年67岁的青灯村村民李国玲年轻时候也是种草织席的一把好手，回想起过往劳作的场景，不胜唏嘘。“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种草织席，到席草收割的时候，田里头、路边上，甚至屋顶上，铺满席草，金灿灿一片，那场面甭提有多美了。”

图说：晾晒席草 来源：施永赳供图

施永赳说，收割完席草后，要抓住“旺太阳”晾晒，让阳光把席草烤透，这样才能确保席草色泽清白、纤维丝韧性强。“现在有了烘烤设备，席草的晾晒环节要省事多了。”

一条草席，万般拿捏

近9个月的劳作收获席草，还只是关席编织的第一步。江南地区，劳作者们习惯将织席称作“打席”，一个“打”字，道出了关席编织的艰辛和极高的技艺要求。

走进施永赳的工坊，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席草特有的清香。工坊一角，放着捆扎好的席草和一台传统木制织席机。施永赳介绍，在没有机械织席机的时候，传统的关席便是在这种老式织席机上“打”出来的。

关席编织，有选料、劈麻、调筋、添草、压扣、抬扣、落扣等一系列精密的工艺流程，一般打一条席需要两人配合，花七八个小时的功夫。浒墅关当地有民谚流传，“织席五更起，落扣月西移”“百条茎，万根草，一条草席半身潮”。

施永赳说，打席上手快入门难，要织出高品质的关席，成为打席能手，不打个百八十条席子，是练不成的。

图说：施永赳在母亲配合下编织关席

“手工打席，要织得紧、席面匀，全在打席人双手力量的拿捏。”施永赳说，席机扣20多斤重，要掌握好压草的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一条2米长的席子，要用到过万根席草，这也意味着打席人要压草上万次，其间所需耗费的心力可想而知。

草席织完后，还要经过晾干、揩去席面毛屑和凸草、卷茎的精工处理后，才能上市销售。“当年供销社收购关席的时候，按照草席质量、做工，严格地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李国玲说，要做出甲级关席，首先草要好，然后做工要细，就算是和关席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师傅，也很难保证每条都是精品。

盛况不再，难觅“席”踪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关席这一传统手工艺产业已然衰落。如今走在浒墅关镇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关席买卖的盛况，曾经遍布街头的草席经营部，也已消失不见。走访苏州当地市场，同样难觅关席踪影。

超市、商场内销售的凉席，多为竹制品，偶有草席编织，产地大多写着浙江、安徽。通过淘宝平台以关键词“关席”“浒墅关 草席”搜索，均找不到相应商品，平台推荐的草席产品，多产自浙江宁波、台州等地。

在曾经“家家种草，户户织席”的青灯村，传统的席机已经成了稀罕物。钟才根说，很多人家的席机造就劈了当柴烧了，用不上。现如今，只有施永赳一家还在坚持着关席的制作和销售，但也一年比一年难。“2019年是销售最差的一年，销售额才100多万元，去了成本，也就赚点人工钱。”施永赳说，关席的市场正在进一步萎缩，现在除了上海、江苏和山东的几个老客户，新的客户几乎没有。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席便走上了下坡路。2005年前后，浒墅关当地还在从事手工关席编织的农户已不足20家，产销门市部数量由原来的数十家急剧缩减至3家。而且，这些凉席门市部没有当地出产的淡水草产品，而是被安徽无为、巢湖，浙江宁波、温州等地的咸水草席所占据。时至今日，浒墅关当地仅剩下施永赳1家还有生产手工关席的能力，关席编织技艺已经濒于失传边缘。

“现在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关席为何物。”长期关注关席发展的浒墅关人杨顺说，但对于一些老苏州人，乃至周边无锡、常州、南通等地的老年人，他们对关席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去年有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一直在找正宗的关席，辗转打听，才知道浒墅关这里只有施永赳家还在做，一下定了2条。”

缘何衰落？

对于关席的衰落，施永赳将其归咎于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家家户户有空调，很多人家根本不用凉席，一床棉胎、一条床单一年铺到头。”施永赳说，关席的市场需求萎缩，导致从事这一行业的艺人逐渐减少。无人打席，这门手艺也便慢慢失传。

而在钟才根老人看来，关席逐渐淡出市场的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和以前相比，草席的市场总体需求肯定是小了很多，但浙江、安徽，甚至江苏省内做草席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独独关席倒下了？”钟才根反问。

产自扬州仪征的朴席同样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2009年朴席制作技艺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明清时期，朴席和关席、宁席并称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大名席。发展至今，关席衰落，但朴席在市场上仍占据一席之地。在朴席的产地朴席镇，现有16家规模化草席生产厂家，年产量300多万条，产值超过1亿元。朴席不仅行销国内多地，还走向海外，远销日本、东南亚及欧美国家。

除了朴席，浙江宁波、台州、江西宁都、安徽寿县等地均有草席生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国内草席市场基本被这几个地方出产的草席所占据，关席几无立锥之地。

图说：去年的草田今年将轮作，一片荒芜 摄影：陶维洲

“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关席。”钟才根无奈地说。

钟老回忆，种草织席曾是浒墅关农户很重要的生计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每家都会种一亩左右的草田，收下的席草能打成120多条席子，一条席子卖12块钱左右，一亩地能收成1500块钱。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李国玲说，村里好多人家就是靠着种草织席赚的钱，盖起了楼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种草打席再苦，浒墅关人也从未放弃。

然而，随着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种草织席的苦差事慢慢乏人问津。“年轻人都进了工厂，一个月的薪水从数百元到现在的数千元，谁还种草打席。”钟才根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力成本不断高企，加之大量机器席铺向市场，关席的价格竞争力日益下降，自然便被市场淘汰。

手工打席受到机械化生产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施永赳说，从生产成本考量，手工编织和机器制作完全没有可比性。比方说，织一条四尺八的双人席，两个人互相配合要在席机上做八九个钟头，机架上下来脚都肿了，而机器编织同样规格的席子只要个把小时。“现在苏州这里最低的人工一天也要150元左右，如果人工打一张席，仅织席成本就要300块。”施永赳说，再算上种草、晒草、劈麻、调筋等工序的人工，以及席草、黄麻等原材料，一张手工关席的成本是机器席的好几倍。

手工席难以和机器席竞争，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自然只能选择放弃。而像施永赳家这样依然从事这一行当的，也只能引入机器织席，以期通过提高产量来压低成本，让关席能继续参与市场竞争。

草田已逝，艺人心痛

有人说，和机器席相比，手工席做工更精良，只要席子质量好，卖得贵点也没关系。对此，长年在草席市场搏击的施永赳说，并不能这样简单换算。对于普通草席来说，手工席的做工确实要好于机器席，但机器席能低成本地做出更多的花型。“现在的消费者购买凉席，主要看花型，而传统关席的花型早已落后于市场。”施永赳说，对于手工席来说，要做出机器席的花型，那又得花费好几倍的人工。

朴席非遗传承人詹国胜说，面对机器冲击，朴席也曾发展困难，但他们并未“抱残守缺”，而是拥抱新技术，向创新要出路。根据用户的需求，朴席厂家已经增加了电脑绣花、加塑边和布边等工艺，织出来的席子更美观。同时，一些厂家还推出了榻榻米、平光绣花席、竹草复合席等多种新产品。

从朴席的成功不难看出，人工、款式、花型这些不利因素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克服的，但随着“家家种草、户户织席”的逐渐消失，一个影响关席生存更致命的问题出现了：成就关席之名的席草逐渐消失了。

浒墅关镇青灯村村委会主任张建东说，明清时期浒墅关当地及周边种植席草的田地有9000亩左右，到上世纪80年代也还有800亩，而进入2000年以后，浒墅关当地已经没有人再种植席草了。

图说：如今的青灯村已经无人种植席草 来源：青灯村供图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原本的农田变成了工厂、道路，可供种植席草的田地少之又少。”钟才根说，外来的咸水草乘虚而入，大量涌入席草市场，以低廉的价格打压浒墅关本地特产的淡水草。“有些关席制作艺人为了降低成本，开始用咸水草编织关席，导致关席质量每况愈下，关席的名声就此堕落。”钟才根不无痛心地说。

在坚守传统的关席艺人心中，淡水草是关席的灵魂。“关席能在历史上成名，就是因为材料的独特。”施永赳说，用浒墅关当地出产的淡水草制作而成的关席，比咸水草制作的使用效果更佳。夏天人容易出汗，如果是睡咸水草做的席子，汗渍会让席子发黏，睡着很不舒适，而关席则能一直保持舒爽。“在咸水草的冲击下，一些关席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最终被消费者所抛弃。”

峰回路转，非遗传承

席草的消失，和浒墅关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密不可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州靠着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建设成就。长期以来，在主政者的思想上，工业始终是第一位的。”浒墅关镇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说，关席属于农业，而且市场化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自然没有成为当地政府扶持发展的重点，任其自生自灭。

杨顺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草席作为人民群众一项必备的生活用品，也是一个不小的产业。浒墅关的草席行曾由供销社统一管理，“一条龙”服务产、供、 销。改革开放初期，浒墅关镇还专门设立“江苏省吴县供销社草席收购站”，承担当地草席原料和成品的购、销、调、运、存储五项任务。“但进入90年代后，关席便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竞争机制而逐渐没落。”

不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遇到某些瓶颈的时候，人们便会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学着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关席因此重新进入主政者的视线。2013年，“关席”制作技艺被列入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席的传承发展不再是简单地恢复生产，而是提升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

重新竖起关席的大旗，政府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文化传承的需要。如今的浒墅关镇已经一分为二，一边是乡镇建制的浒墅关镇，另一边则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实力毋庸置疑。“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滋养，浒墅关作为千年古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亟待挖掘。”苏州市虎丘区人大代表冯寿前说，关席久负盛名，具有打造成浒墅关文化名片的巨大潜力，“关席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有责任继承好、传下去。”

事实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抓手，打造文化名片，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地方政府，看中的还是文化资源给一个地区营造的软环境所能带来的隐形利好。

另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苏州地区在工业经济上已经遭遇资源、环境、人力成本等多重制约，“退二进三”成为现实需求。按照浒墅关当地政府的设想，通过非遗文化的传承，不仅要让关席走上产业化、品牌化、集约化的道路，同时还计划通过打造草席精品展示馆、生产观赏基地等，将关席包装成一个农工文旅融合的大项目。

图说：关席编织技艺已经列入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摄影：陶维洲

“另外，现在的市场环境也出现了变化，纯手工编织的关席市场前景看好。”杨顺说，近几年，消费者对纯生态物品的需求逐渐上升，“席”“喜”谐音，还有好口彩，只要把产品做好，关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复种席草，传承有望？

说来也巧，就在关席列入非遗的第二年，又有一个利好消息。2014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故宫乾隆花园修复项目组的专家经过4年考证，最终证实故宫乾隆花园仅存一条的皇宫御用“富川席”便是产自浒墅关的关席。这记“实锤”顿时让关席的身价又上涨了不少，也坚定了当地政府扶持关席发展的决心。

2015年，为了解决关席的原料问题，浒墅关镇试验恢复种植近30亩良种淡水草，并交由仍在坚持关席生产的施永赳打理。而早在2014年关席的“皇席”身份确定后，施永赳便将自己的关席制作工坊注册成了“苏州富川席业有限公司”，打出了“千年关席，皇家贡品”的品牌。

2017年1月，浒墅关镇草席文化馆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文化馆位于文创家园一楼，馆内设立了草席历史文化墙、草编制品展示、席草成草全过程展示等项目，成为关席非遗文化记忆性传承的重要一环。“有了文化馆这个载体，隔三差五还能开展一些学习实践活动，邀请关席编织艺人前来现场教学，让更多人了解关席文化。”杨顺说。

图说：浒墅关镇草席文化馆内景 摄影：陶维洲

与此同时，浒墅关镇还将辖区的中小学打造成孩子们感受乡土文化的窗口。浒墅关中心小学校在校内开办草席体验馆，并从民间收集了传统席机，让学生亲身感受编织草席的艰辛；惠丰幼儿园则将草席文化融入了学校的特色体验课程。2019年7月，浒墅关镇妇联还联合浒墅关淡水草关席研究所举办了首期席草编织技艺培训班，向该镇年轻女性教授草席编织技艺。

收效甚微，前路漫漫

消失多年的席草重现浒关，关席文化有了传承、学习的场所，政府掏出了真金白银也描绘了美好的未来蓝图……关席的非遗传承从记忆性保护到生产性保护，当地政府做的工作不可谓不多。但看似热热闹闹的背后，真正的效果如何呢？

“别说出了苏州地界，就是出了浒墅关，又有几个人知道关席。”钟才根很无奈地说，前几年，关席刚被认定为“皇席”的时候，村里还热闹过一阵，经常有政府组织的考察团、旅游团来看关席，但渐渐的人就少了，现在一年都见不到一回。

2019年暑假期间，笔者走访浒墅关镇草席文化馆，发现这里大门紧闭。一位工作人员说，平时一般不开放，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可以预约，另外镇上有一些接待的时候，需要看，他们就提前给打开。

浒墅关中心小学校内的草席体验馆，因学校不给外人进入，笔者并未亲见。但一位友人的孩子就读该校，他告诉爸爸，自己从未上过有关关席的课程，也没有在学校里见过席机、席草等物件。

记忆性保护尚且如此，更为重要的生产性保护自然更难延续。众所周知，对于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手工技艺类的，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生产性保护，即在不违背传统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传统技艺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

生产性保护的重任主要着落在施永赳肩上，他的关席工坊是传承关席编织技艺的主阵地，但经过这些年的运营，效果并不理想。“关席的销量还是逐年萎缩。”施永赳说，这些年间，他除了研发新式款型外，还四处推销关席产品，但效果不佳。在施永赳的办公室内，保存着近年来有关关席的大量新闻报道，从苏州本地媒体到中央级媒体都有。“关席的故事讲了不少，但感觉宣传力度还是不够。”施永赳说。

在施永赳的工坊里，有一个专门展示关席产品的空间。这是在工坊里临时搭建的一个日式榻榻米风格的房中房，使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席草。空间的地面是用草席编织的榻榻米，榻榻米上摆放着一些席草制成的靠垫、坐垫，在空间的墙面上，则或摆或挂着以席草为原材料编织的各种工艺品，如扇面、装饰画等等。

图说：创意席草制品 来源：苏州浒关大码头微信公号

“这都是我近些年自己琢磨出来的，当然也借鉴了不少国内外流行的产品样式。”施永赳说，但这些产品除了榻榻米外，都很难量产。一方面，制作这些工艺产品人力成本很高，他没有人手；另一方面，和传统的关席编织相比，其工艺更加复杂，以施永赳目前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使用机器生产。

“关席空有“皇席”的名头，但因为没有大规模的营销推广，品牌认可度不高，很难打开销路。”施永赳说，关席有点“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尴尬。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因为产业化没能有效做起来，政府的扶持也逐渐停了。“草田种植的成本太高，没有政府补贴，单靠我个人是撑不下去的。”

事实上，为了复兴关席，浒墅关当地政府投入的资金并不少。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在扶持关席上，浒墅关镇可谓倾尽全力，复种的近30亩草田，还是镇领导冒着违规风险，硬是从基本农田里挤出来的。虽然这位受访者没有透露具体的资金额度，但每年维护记忆性传承的关席非遗场馆、组织相关活动、补贴席草种植，甚至为部分关席产品买单，政府的投入不是一笔小数目。

盆景？谈资？争议不断

传承之路坎坷崎岖，争议之声不免四起。有人对关席编织技艺传承的必要性提出质疑，这是国内非遗传承项目普遍遭遇的诟病之一。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等等都在变化，一些老物件不可避免将被时代所淘汰。就像关席这样，人们不再使用，甚至制作关席的原料席草都已消失，真的还有必要去传承它吗？

“投入这么多钱，是不是只为了打造一个盆景？甚至只是地方政府出去招商引资、介绍当地营商环境时的一点谈资？机器生产可以代替手工的效率的低下，而且出产的产品质量甚至更好，还有必要去传承手工制作吗……”

“作为浒墅关本地人，我们从小是枕着关席长大的，也在关席这项技艺上投注了大量心血，让这样一门手艺失传，我的心里有点过不去。”钟才根说，关席是浒墅关人祖祖辈辈艰苦奋斗历史的标志，也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勤劳致富的典范，其蕴含的工匠精神和教育意义对于后辈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涟曾说，手工技艺蕴含着无形的价值，是自然的馈赠，是祖先的遗产。”

杨顺介绍，关席除了编织技艺本身外，在其历史悠久的生产中，还孕育出了独特的席文化。在浒墅关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种草织席的民谚歌谣，都是席农在辛勤劳作过程中创作的，以抒发自己的感受，如“席面清白勿见筋，阿囡撒尿勿要紧”“晒草再浸草，润草席更牢”“小暑不割草，大暑白云飘”“席草冬月种，来年小暑割”等等。另外，当地还有“阳山白龙席”“龙凤席”“和合席”“织席阿姐和绣花妹”等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

“关席的传承不仅仅是生产技艺的传承，还在于整个关席文化的传承。”冯寿前认为，通过放大关席的文化效应，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也能以此为平台，寻找更多的产业化之路。

施永赳说，当年和关席平分秋色的宁席至今仍在市场中独占鳌头。他在浙江考察时了解到，宁波出产的宁席以蔺草为原料，目前宁波全市有各类蔺草企业100余家，产业规模达20亿元，从业人员2.3万人，常年种植蔺草5万亩，联系带动农户4万户，产品占国内份额的90%以上，宁波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蔺草种植、生产、出口基地。在2018年举行的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宁波蔺草为全国制造业区域品牌30强，评估价值接近90亿元。

去留之间，路在何方

这些年，施永赳跑了全国好多地方，也去浙江、安徽等地草席产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考察过，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现在只能不停地尝试，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吧。”

施永赳认为，主要还是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一方面，浙江、安徽等地的草席企业都是大资本、大推广、大批量运作，“人家是一个团队，我是一个人，根本不是对手。”另一方面，施永赳始终没有找到愿意传承这项技艺的人。“人工打席，太苦了，在回报不足够丰厚的情况下，没人愿干这个。”

和施永赳一再强调需要支持，需要“输血”不同，在张建东、杨顺等人看来，关席的振兴还需要关席艺人自身的更多努力。“宁席为什么能成功，和宁席艺人们的主动作为分不开。”张建东说。

杨顺认为，关席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光靠政府输血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而单靠施永赳这样的手艺人，同样难以负担起关席的复兴重任。“关席的整个产业运作流程需要重新打造，比如请专业人士对关席及其衍生产品进行设计、定位，并通过专业团队对关席进行包装、推广、销售。像施永赳这样的工匠，只要承担中间的生产环节。”

不过，对于这样的发展路径，钟才根等老一辈关席手艺人还心存顾虑。“席子都不是席草做的，而且都是机器生产，哪里还有手工席的韵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很多技艺，其产品的功能、形态、旨趣，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每一代的优秀工匠适时地把它引入当代社会，才形成了漫长的技艺传承。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些传统技艺失去了现实价值与意义，从古到今，也不知道中断了多少手工技艺，又发展出多少适应当代要求的新的技艺。这其实是传承的一种方式，即在创新中传承，在适应中发展。

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其中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成功入选。黄古林草席编织工艺已被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古林”商标还被授予“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华老字号”双重荣誉称号。

除了生产性保护外，浙江在宁席文化旅游开发方面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宁波草编博物馆早在2011年便正式开馆，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成为全国首家草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采用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向参观者详细介绍黄古林草编的发展历史，同时还为中小学生开设了草扇、编织简单草编家居用品等实践课程。

“宁波市还把草编博物馆整合进了当地旅游集散中心推荐的旅游线路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宁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张建东建议，在扶持关席传承的路径上，苏州当地政府部门也可以考虑给一些软支持，比如将关席整合进苏州大市的旅游推介、产业推介里，增加其曝光度。

图说：施永赳的关席工坊 摄影：陶维洲

“很多事情还得靠自己。”施永赳说，坚守关席，不仅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自己的一份事业。目前，他已经给自己的关席产品注册了“関席-施尔利”的商标，还在接洽一些做网络营销的团队，新的一年打算试水电商平台。

原标题：《毕设 | 消失的席草和最后的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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