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乡约 □秦延安

“我娃要学好，乖乖的，听话，千万不敢学坏，千万不要做偷鸡摸狗的事，要不然会被别人吐唾沫，戳脊梁骨的。”婆说这话的时候，窝着嘴，眯着眼，一边忙着做针线活一边对我进行着说教。“咱家人，从你老爷到你爷，再到你爸这一辈，可都是行事端正做人正派，从没让人说过一句闲话。”

婆的教诲，就如屋外的秋阳，“皜皜乎不可尚已”。虽然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对婆的说教还有些懵懂，但“学好，不做坏事”却如一条准绳，让我心里有了泾渭分明。在那些年里，因为天性顽劣，我没少挨过罚，就像门前的杨树只有砍掉横生的枝条才能长得笔直，只到多年后，我才明白，不仅是家人，村子里的人，甚至更多的国人，都把品行看得很重。而维护名誉、保持作风的传承，便是乡人口口相传的“学好，不做坏事”。这一句“口头禅”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直到遇见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吕氏乡约》。

“相互约定、自我约束、礼俗相交......”看似难，实则简。943年前，由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制定并推行的《吕氏乡约》，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来规范个人行为，促使邻里和睦、守望相助。这一种建立在关学思想基础上，继承了“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不仅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还改变了民风。一推行开来，便如春暖花开般，香艳万里。而这一种村民自觉执行的约定，在日久暖人心的实践中，也形成了特有的关中风情。

因为相互约定，所以关中人秉承耕读传家，注重品行教育。既要教孩子谋生，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还要学做人，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为了“言有教”，除了日常的教育之外，关中人更是将这一汇聚家族精神的内容凝于门楣之上，即使穷房也要修个富门楼，就是为了子孙后代铭记，让家族门风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行走关中乡村，无论是高宅大院，还是白屋寒门，随处可见门额上阴刻或阳刻的题字，不管是“勤俭持家”，还是“清白传家”，抑或是家和万事兴，它们都如庄户人家房屋上的“眼睛”，让你一眼便看到了这家人的心。

因为“自我约束”，所以关中人性情生冷倔蹭，庄敬实诚，不苟言笑的严肃表情，在外地人看来，或许有些冷傲，甚至木讷，其实他们的心比马路还宽，就连身材相貌都是粗壮敦实的。在做事上，也不喜张扬，讲究“咥实活”，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性情表现在他们身上，便是以小济大、以柔济刚的忧患意识和“危言危行”、殷忧淑世的家国情怀。反映在个体身上，就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冷娃”辈出。例如蒲城人王鼎，就是典型代表，刚板硬正的他通过尸谏的方式上书道光皇帝，力陈香港不能割，和约不能签，穆彰阿不能用，林则徐不能贬。100年后，又是蒲城人，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演绎了比王鼎更加悲壮惨烈的爱国主题，让“西安事变”改写了历史走向。还有灞桥“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的孙蔚如将军，带着三万陕西“冷娃”血染中条山……这些表现人世间生命“欢实”和尊严的关中血性，都是缘于一个“自我约束”。不需要教唆，也不需要驱使，他们骨子里特有的天性，便使得他们自觉践行一个关中冷娃的人生标准。

因为“礼俗相交”，所以关中民风敦厚。尊老爱幼，待孝双亲，总是衡量一个人的品行第一标准。在家里，每一顿饭的第一碗饭要盛给年长者；在外面，吃酒席的首座总是让给长者；二月二是炒炒豆，五月送端午六月看忙罢……“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吕氏乡约》不仅以详细的条款规范了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事的礼节习俗，还记述了婚丧嫁娶“各量其力”的相关风情。“以礼勒行”，让关中有了礼仪之邦之准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一个地域的风情，往往积淀着这个区域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规范性乡规民约，《吕氏乡约》不仅从礼仪道德标准入手，对民众进行约束和教育，扬善抑恶，规正民风，还是关中地区逐渐消失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形式的记录。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寻根热里，这一携着那个流光溢彩年代的厚重蕴藏，再次成为人们心理结构的柱梁框架，绵延浸润关中大地，甚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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