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党费

崔存文

说到父亲，我是敬佩他的。父亲是我们村第一茬村干部，1960年入的党，在村上也是一名老党员。在世时，他从不在人面前炫耀自己，对于他的往事，我只是从村民的只言片语里大概知道了一些。

我们村在烟霞东南角，泔河北岸，有千余人，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上世纪50年代，农村土改结束了，农民分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在礼泉东片区，父亲带头成立了第一个“长兴互助组”，互助组的名字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在组里，所有组员自愿互换人力、畜力，使粮食产量有了一定提高，父亲因此在当地出了名。当年，他还被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奖锄头一把。

新春合作社成立后，父亲被大伙推举为社长。为了促进合作社快速发展，他将自家的一头牲口、村北的四十亩地无偿地捐给社里，这在当时的四邻八乡是挂了铃、响了名的。

据村上的老人讲，父亲他们当年设法先将河水引到崖壁处，然后利用落差打动传动轴，带动石磨，改变村民用原始的手工方式加工面粉。水磨开动的那天，邻近村的村民到现场观看，根本不相信水还能带动石磨，想不到在我们村成为现实。

那一年的春天，父亲在村上老支书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自那以后，他经常给人讲，自己是党的人。父亲没有文化，但记性好，所知道的国家政策都是从家里的纸喇叭里听到的，然后又将大概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讲给村民。

家门口的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那时，我家住在窑洞里，光线很暗，点的煤油灯，第二天起来，一家人的鼻孔全是黑色煤烟，手背都是黑的。房子建成了，门前的台阶就是父亲召集群众开会的场所。直到房子翻修重建，台阶上还时常坐满了人，延续了好多年。

村子和史家河村接壤处，沟壑纵横，最宽的地方有200多米。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实现村村通电目标，县上动员有条件的村子先行一步。作为村干部，父亲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筹资金，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和村民一起打地基，建配电房，栽杆拉线，解决了群众通电问题。看着最后一户村民的电灯亮了，父亲才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家里，很舒心地睡了个安稳觉。村民说，父亲腿上的病根，就是当村干部那些年留下的。

后来，我从铜川调回县法院工作，回家的次数相对多些，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父亲闲谈，谈得最多的是我的工作和国家的政策。

“最近村上怎么不收党费？眼看到月底了。”父亲说。其实，父亲的党费每月只有几角钱。“我过去问一下情况，顺便给你代缴，村上也不嫌麻烦，就那么一点，还月月收。”我接过父亲的话，随口说了句。“你咋能这样说话！党费不在多少，而在于对党的态度。”父亲用拐杖戳着地，很激动，说话的语调明显高了。

父亲性子直，发起火来，我们做儿女的都怕。见父亲生气了，我连忙给村上的书记打电话了解情况，之后，把事情原委对他作了解释，他才恢复了平静。

2002年11月，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体虚弱得像风中的柳条扶都扶不起来。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妻儿回家看他。见到我，他便使出最大的力气，拉着我的手说，人生如过往，若看透了，生和死是一样的。他自己一生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财富，可也没有给儿女添过麻烦。随后，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六元三角钱给我，说是他的党费，叮咛我一定要交到村上。

这一年，父亲八十一岁，党龄四十二年。十几天后，父亲走了，办理完后事，我带着父亲的党费来到村上，见村支部组织委员在缴纳党费的本子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和缴纳的党费，我的眼睛湿润了。（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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