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李白诗中的酒价 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李白饮酒图。韩健刚绘

六臂伎乐飞天盛唐莫高窟148窟。

北魏时期的飞天，身体姿态逐渐丰富。

水罗盘。

中秋佳节之际，大家都会在家宴聚会上小酌几杯。在古代，人们也爱喝酒助兴，很多诗中也提到了美酒。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1 杜甫：斗酒三百钱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邠《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进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这里“速须相就饮一斗”和“急须相就饮一斗”，皆为“速宜相就饮一斗”之误。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于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2 李白：美酒斗十千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是渊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3 王夫之：诗之不可以史为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这也表明了要读懂唐诗，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据光明日报

敦煌莫高窟

“飞天”形象变化

飞天形象是敦煌莫高窟众多精美艺术品中的代表。飞天在壁画中的姿态多是衣袂飘然，持花卉乐器，迎风起舞。尽管不同时期的形象发生变化，但总体表现出了佛教的安乐与祥和。

北魏：描绘手法偏写实

莫高窟初凿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中原本土风格共存，且主要以西域为主。以大红为底色，线条粗犷狂放，色彩大胆而浓厚，显得古朴，原始气息浓郁。人物只略具人形，身体结构并无美感，身上服饰少而简单，面部表情单一。

到了北魏，已有了明显的中土化。面部轮廓更圆润、五官匀称、眉清目秀。线条更成熟、更复杂，整体给人以真实、和善的感觉。描绘手法已往写实方向发展。

西魏则分裂成两种风格，“西域式”承接北魏时飞天造型，而“中原式”的人物形象参考魏晋时期标准的“秀骨清象”，改造成了清秀瘦削，身轻如燕，面含微笑的女性形象。发髻也由单束变成双髻，彻底抛却了原先的拘谨。

北周又回复到西域式飞天造型。

北朝战乱，民不聊生，寄托于佛法。佛教作为外来教，与中原文化再度融合，色调比较清新。

隋唐：突出自由奔放感

隋唐对“飞天”做出创新，除女性外还添了一种秃发僧人式的形象，均十分富有生气，给人以欢乐、进取，自由奔放之感，亦由原先的朴实变化成雍容华贵。其面部均称为非男非女相，既慈善又不失刚强。

唐代后期，因政治原因，人物姿态上失去了欢快的动感。服饰变得清新淡雅，人体也由丰腴变得清瘦，神态更平和，显出庄重和肃穆，隐隐流露哀伤。

隋唐以后，敦煌人心思安，他们反对战争，渴望回归以往生活。此时“飞天”形象已失质朴与深沉感，显得世俗化、情绪化，整体缺乏生气。

元代继承唐朝风格，基本无发展变化。宋代也多为重修前朝壁画，无进展。而菩萨多显苦闷像——大抵是北宋期间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缘故罢。

各朝壁画飞天形象的变化无疑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证据。而印度、希腊与西部少数民族和中原之间的文化一直在交互碰撞与融合，最终形成了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新文化。

古代的先民在壁上凿出洞窟，为自己的信仰，用描绘的方式祭奠永恒的神佛。他们做着延续千年的梦，在石壁上凝注了千年的舞韵、繁花与佳木的芬芳——以绚丽的、色彩流动的笔触为封印，留住时间的脚步。

我们要不要再“变化”一下飞天的形象？我想，或许是必要的。

待到此梦成真，今夕何夕？

再忆起踏在窟中花砖上，每一块砖石都仿佛流动的古画。某种气焰在心胸升腾，汇聚成一股使人抬头仰望星空的力量。

据人民日报

指南针最早在广州海面上普及

导航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即使在茹毛饮血的游猎时代，一早起身狩猎的男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归家的路。在那个湿漉漉，铺着树叶的山洞里，总有一团篝火，一片盼望他们的目光。

人们的脚步伴随着胆量的增长拓展，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无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身边的树皮，都不再能告诉自己山洞的方向。于是在一团不知从何而起的大雾中，一个叫风后的奇男子，祭出了自己最新研制的法宝——指南车。

现代的人们普遍认定，后代的司南、罗盘，都是指南车的嫡系子孙。人们还说，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大航海时代。

到底是谁最早把这磁石制成的设备装上了海船，没人知道。不过我们确知，这种船，最早出现在广州附近的海面上。

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 阴晦则观指南针

从人类社会的早期开始，广州所在的岭南地区，就是造船的胜地。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提筒，绘制了载满以羽毛装饰的战士的大船，那是先民们对水上健儿的史诗般的歌颂。

早年的航海者们，受到导航技术的强劲制约。虽然我们能从世界各地的历史遗存中找到他们驾驶独木舟或者大木筏穿洲过洋的证据，但众多海岛上人类群落发展水平的封闭、蒙昧甚至退化，也告诉我们这种孤舟重洋的方式成本多么高昂。

上世纪中叶曾经模拟远古人类越洋壮举的挪威人海尔达尔这样写他在重建的轻木筏子上的所见：“四周墨黑的波涛矗立如塔，无数发光的热带星星，仿佛从海水的浮游生物处得到一点反光。时间和进化似乎已不复存在，我们被历史永恒不变的一方面——星空之下无尽无绝的黑暗所吞噬了”。显然，人类在方向感上的天然缺陷，需要借助更加有效的外部力量弥补。

到了宋代，大量巨舰的建造记录令我们知悉，中国南方的远洋航行出现了一个高峰。学者们说，这是和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技术突破的标志，就是“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有关指南针的最早记录，来自北宋朱彧的《萍州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或以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这部书由朱彧写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他是根据父亲朱服在广州做知州时的所见所闻而写。朱服是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至徽宗崇宁元年（1099~ 1102）任广州知州的，也即广州海船上使用指南针的时间不会晚于此时。

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录。

昼夜守视惟谨 毫厘之差 生死系矣

在船舶诞生之初，人类大抵只敢于在目力所能达到的最远范围内航行。茫茫的大海之上，并没有多少明显的标志。波浪和鱼，太阳和星星，来了又去，周而复始。能依托头顶星空在洋面上弄清方位的，只是极少数最杰出的航海族群。而指南针的出现，造成了新的可能。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我国最初的指南针采用的是水浮法。后来，水浮法指南针被称为水罗盘，即把磁化了的铁针穿过灯芯草，浮在水上，磁针浮在水上转动来指引方向。把指南浮针与方位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水罗盘。出现时间大约在南宋。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说：“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船上有专门的人负责守着罗盘，不断修正航向。这是一船安全的关键，丝毫不敢大意。

用罗盘导航，应该说是今天海图经纬化之肇始。借助这样的先进设备，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成为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重要国家。那时，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不过这时候，古老的“牵星术”依然继续存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我们就见到有结构精巧的牵星板。这是古代观星导航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项重要发明。古代航海家一代代积累起来的海洋地理知识，对信风、洋流的认识，当然也是船家的必修课。还能有什么像脾气难测的波涛那样，更适合做一个好老师呢？

漫长的发展 遥远的传播

指南针在中国古代的演进经历了很长时间。学者指出，王充《论衡》中所记“司南之构杓，投之于地，其抵抵指南”，应是模仿当时使用的圆底搏勺的形式，将磁石琢成磁勺，放在栻占用的地盘上来旋定南北方向。庄季裕《鸡肋篇》记载在两只水瓢中置磁石铁屑，进行两瓢相互吸引的幻术，这反映南宋初年司南已被指南针所代替了。

中国古代还掌握了利用磁石对钢铁进行人工磁化，制造指南针的技术。用磁石制造司南，需要通过琢玉工艺手段，费工费时，而且如果质料不精，极向不准，是很难完成的。人工磁化的指南针就不然，只要将一根钢针在磁石上摩擦，顷刻之间钢针就能磁化。这项发明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所著《梦溪笔谈》：“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渡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关于磁偏角，沈括又做了试验。沈括精于天文历法，因而他从圭表的地理子午观测比较中加以证明。磁针偏角的发现，是古代科学史上的重要成果。欧洲到了13世纪才知道磁针偏角，那时多误解为指南针工艺装置上的缺点。

沈括在指南针装制技术上做了四种试验——水浮法、指甲旋定法、碗唇旋定法、缕悬法。但实际的指南针制作中，广泛应用的是第一种。

在明嘉靖年（1522~1566）以前，我国海航一直使用水罗盘，其制作简单方便，但不太平稳，易随船舶的摇动而摇晃。中国传统式样的指南针于十二三世纪传入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欧洲最早对磁针的描写见于英国亚历山大·内卡姆在1195年所写的《论物质的本性》，书中的磁针装置与中国宋代所记的浮针完全一致。之后，欧洲人将磁针放在钉子尖端，可自由转动，制成了旱罗盘，旱罗盘有固定的支点，不像水罗盘那样不平稳，性能更适用于航海。在明嘉靖年间，我国也开始使用旱罗盘。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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