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墨子和阴阳家

赵焰

战国时期有两点值得一说：第一，进入铁器时代。这一点很了不起，虽然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较其他几个文明区域晚，不过相比春秋之前的青铜器时代，有了很大进步。第二，战国时期社会思潮相当开放，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标志着社会文化形态开始成熟。人敢于说话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有疑问了，就说明到青春期了。有话说是好事，争鸣也是好事，因为事理越辩越清。置身于复杂的思想大潮中，可以增意气使之不萎靡，开胸襟可以使之不狭隘。只可惜这一段历史太短了，很多事理尚未辩清，就结束了。就像花匆匆地开，尚未打苞结果，就遭遇到了严霜。

人世间的很多事，跟自然界同理。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人世间的事，往往会很清楚。

“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读书人创造力最强的时期，中国读书人在那一个阶段，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为什么？因为相对独立，思想和行为相对自由。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比较好的仕途前景。因为各国竞争，需要大量人才，读书人可以择良木而栖之。出头的方式很简单：先去做各国大官僚的幕僚，出出主意，帮帮忙。大官僚们觉得不错，就推荐给国君，弄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或者如毛遂一样，自我举荐去当官。此外，还可以通过著书立学、传播思想学说，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再去走仕途之路。

“百家争鸣”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学派，是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儒家学派，我在前面已说过，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法家呢，算是儒家的一个分支。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与公输盘斗法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造成后，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从鲁国起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楚国国都郢，见到了公输盘。两人当场演练，结果公输盘的进攻手段被墨子一一击败。楚王恼羞成怒，说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赢，但我不说。墨子一笑说，我当然知道，你是想把我杀了，可是我有很多徒弟，现在已在宋国，都已学会了我的方法。楚王觉得心思被墨子看透了，墨子已准备好了，只好打消进攻宋国的想法。

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应该是一个另类，他的产生，就是跟儒家学说“唱对台戏”：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墨子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孔子喜欢养尊处优，墨子是恶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孔子不会打仗，墨子精通军事；孔子反战，乃不言战，墨子反战，却是以战反战、以守反攻；孔子倡导音乐，墨子反对音乐；孔子不谈天道，墨子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墨子相信鬼神统治着人世；孔子卑视手艺，墨子则是能工巧匠；孔子不语“乱力乱神”，墨子却深通几何学、物理学、机械学、光学……不过他们至少有一点相同：孔子讲“仁义”；墨子讲“兼爱”，追求无差别、无等级、平等的爱。

基督教讲“博爱”，前提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墨子的“兼爱”来源于什么？有没有宗教性？不清楚。没有宗教性的“兼爱”，少了大前提，很难运行。

墨子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因为学说的非主流，也因为诡异的行为方式。一般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孟子》中提到墨子名墨翟（与杨朱并提）尊称为墨子。也有人认为墨子是印度人，主要论据为：第一，墨子肤色很黑，印度虽主要是雅利安人种，但印度阳光太烈，晒了很多年后，人的皮肤自然黝黑了；第二，印度也称摩罗，中国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墨和摩同音；第三，墨子“摩顶放踵”，就是印度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最早持这种看法的是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胡怀琛，宣城泾县溪头人，文字大家胡朴安的弟弟。胡怀琛在1928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

持这种看法的还有王国维的弟子卫聚贤。卫聚贤在《墨子小传》文中说，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且认为墨子的弟子随巢子也是印度人，并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可能就是随巢子。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墨子一事的观点上，与胡、卫二人的观点也有些相似。梁启超曾说《墨经》与印度《因明学》暗合，墨子之学不像是中原学说。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佐证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说法。

墨子的著作，现在不全。不过墨子的兼爱、非攻、交利、非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有人认为，墨子最讲道德，最讲科学，最擅长治国用兵之术，逻辑思维也最严密，可以看作是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的先驱。

与墨子学说相关的还有“名派”。名派在战国期间，似乎跟其他派别不太一样，“认死理”，讲逻辑，讲推理，讲概念，有人认为这一派也来源于西域和印度。名派跟古希腊罗马的逻辑学派的思维方式很像，比如谈一个事物，先命名，规定好概念，再来追溯其中的道理。名派的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和公孙龙，这三个人，都以能言善辩著称。公孙龙比较有名的是“白马非马论”，能把“白马”辩成“非马”的，还真不是一般的能力。名家重逻辑，有辩证法的雏形，可是辩证法与诡辩论，往往一纸之隔，一不小心，就滑入诡辩论了。

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先来自“感”，后来自“觉”。名家也是如此。它的知识体系，也是先“感”后“觉”，即对世界万物的观察、感悟和推理。今年的桃花，仍长在桃枝上，但已不是去年的桃花了。桃花只是一个名，并没有说明是去年的还是今年的。这一个名，似真似假，似实似虚，它跟桃花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名家所感兴趣的。名家的思维，就是一个“琢磨先生”。

名家因重逻辑、重概念和定义，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学科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概念和定义会显得相当重要。在很多时候，必须得先定义，先设立一个框框，否则我说的，跟你理解的，肯定是两回事。举个例子，我现在所说的儒家，基本指“原儒”，就是汉朝之前的儒家；我眼中的法家，是那些无条件无良心为皇帝服务的走卒和酷吏；而我眼中的道家呢，并不是那些方士，而是热爱自由、热爱本真生活的人。如果我的这个定义跟你的有区别，比如我讲“儒”，你也讲“儒”；我的“儒”是“原儒”，而你的呢，不分汉前汉后，甚至把明清的“程朱理学”都包进去了，那我就无法跟你说了，那等于是鸡同鸭讲。

老子当年也曾意识到这些，所以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必须定义，可是定义出来的东西，似乎又不是那个东西。这其实是说语言文字与实际事物的错位，语言和文字是有缺陷的，以语言和文字，来完全准确地表述事物，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认识本身也离不开语言和文字，没有概念和定义，就无法构成人与事物的关系。

“名家”能认识到语言和词汇的表层意思和深层意思，这很了不起。什么是智慧？很大的成分，是不相信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只是点和线，文字之外的，才是意义的面。

名家后来消失，跟秦始皇焚书坑儒，也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系。公孙龙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没有传下来，汉时还有十四篇，到了宋朝时，只有两千字，已看不出原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先秦书，都是“焚书坑儒”浩劫后，有一个叫作伏生的儒生靠自己的记忆还原出来的。唐代大诗人王维，曾画过一幅《伏生授经图》，画面上的伏生骨瘦如柴，盘膝坐在蒲团上苦思冥想。伏生为什么这样瘦？因为太殚精竭虑了，得一点点把脑子里的记忆重新还原为文字。这一个活，真不是人干的。可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得干。王维把伏生画成罗汉，是有他的想法的。罗汉跟菩萨一样，都是来这个世界救赎的。这一个伏生，就是文化的救赎者。不过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光靠伏生的记忆，不可能回忆起很多。还有很多书籍没读过或者回忆不起来，就这样消失了。很可惜啊！每一部经典都是一束光，少了很多光，世界就会暗淡很多。中国文化错过很多东西，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名派的消失，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中国文化，缺失了逻辑学，等于抽掉了很重要的骨架，理性和哲学精神一下子变得孱弱。现在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哲学，只有伦理学以及人生的疑惑。这种说法，跟中国文化的少逻辑推理有关。

至于阴阳家，严格地说，阴阳家应该属于道家。道家的学说有偏好，有的偏向自然一派，有的偏向巫术，偏向于阴阳五行一派。阴阳一派，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了，先秦贵族身边，一般有礼、乐专家，也有着巫祝、术数专家，主要是用作丧事和祭礼。礼、乐专家后来变身为儒；巫祝、术数专家则沦为方士。术数注重“天人之际”，认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将这种思想相对系统化，成为阴阳学派。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这一个邹衍，学问很深，德高望重。他研究“阴阳消息”，创立“五德终始”说。“五德”，就是五行之德，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学说。邹衍以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每德之间，有盛衰的循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终始”不息。世间事物，大抵可以凑成五项一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阴阳五行的思想影响到各行各业，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骨架。

邹衍还是“稷下学宫”的创始人之一，是他劝说齐宣王搞了这个学宫。“稷下学宫”网罗了很多人才：儒家的荀子和孟子、诡辩家淳于髡、道家的庄周、墨家的宋鈃……“稷下先生”戴着一种方形的“华山之冠”，穿着大大的袍子，整天晃晃悠悠研究学问，辩论交谈。这样的状况，就像今天研究院的院士一样，比大学还高一个层次。辩论其实很必要，虽然双方谁也没有辩得过谁，谁也不服谁，可是旁边的人却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受到了启迪。这就是“百家争鸣”的好处。

“百家争鸣”也有一点不好，就是经常不实事求是，先歪曲对方的主张，然后再加以批驳。像墨子、庄子之类的，经常把儒家歪曲得一塌糊涂，再去打击。这是不地道的地方。

除了名、墨等一干学问之外，战国时期，还有“黄老之术”。这一个“黄老之术”，打的是黄帝和老子的名义，貌似道家，其实更多的是融会贯通之学，是王者和草根经验的结合。其中所含：一是常识，二是功利，三是智慧。秦相吕不韦，是“黄老之学”的集大成者。吕不韦是商人出身，有常识，有经验，有智慧，有见识，或许是对世间诸多学派不满，召集众多门客，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给秦王赢政学习。为什么？因为赢政是自己的私生子——吕不韦与赢政的母亲赵氏有染，生下了赢政；还因为吕不韦想让赢政当皇帝。这一本书，说是杂家，其实是“黄老之学”，糅合儒、道、法、阴阳、五行以及俗世生活，主题包括天文、地理、人事、政治、礼法等，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吕氏春秋》跟后来的《淮南子》有些相似，只是没有后者那么高蹈和虚玄。赢政后来当上皇帝，就翻脸不认这个“父亲”了，因为不能认啊，一认血统上就不对了，就不能当皇帝了。赢政就把吕不韦放逐了，又派人逼吕不韦自杀。赢政这个人真是“独夫”，是铁石心肠，他就是为我所用，用完了，没有价值了，就杀了。黄老之道虽然有用，可是一遇到铁石心肠的法家，算是智慧撞到了南墙。

中国文化在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使中国人的多元思想，都得到了释放，彼此启迪，彼此约束，彼此促进。世间万事万物的理，一定要讲深讲透，才会避免很多错误；不讲深讲透，一知半解最麻烦。唯一可惜的，是百家争鸣的时间太短，许多理论和学术，还没有完全成熟，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厘清就匆忙武断地下了结论。秦的统一，让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戛然而止。像一个少年，还没有发育完，受外界干扰，青春期就结束了。如此生长的人，一般都有一种“老了苗”的感觉。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虽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是“幼年文化”，不过却有点“小老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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