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学习的样子真美 上世纪50年代， 农民业余教育这样学识字

○解放初期扫盲识字班妇女背孩子来参加（资料图）

○1951年7月20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发布了《皖南区农民业余教育情况报告》档案的部分材料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上个世纪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唱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荡。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扫盲的教室，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记载。

冬学运动为扫盲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安徽自然也不例外。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1年7月20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发布了《皖南区农民业余教育情况报告》档案就记载了皖南区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的情景。

说到扫盲，那当时扫盲的标准是怎样界定的呢？1953年11月24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规定：在识字方面暂能以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为认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可定为认识1000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一般可定为1500常用字，阅读、写作可分别参照工人、农民标准。这些标准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适当伸缩。

这一标准对于很多之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人来说，谈何容易？那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要从冬学说起。冬学，顾名思义就是冬季农闲时节，组织群众学习，提高思想意识。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传统中只是识字、学文化、讲故事的“冬学”，发展为一种发动群众进行全民学习的运动，即冬学运动。

1949年11月3日，皖南行署颁布的《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实施计划》中就提到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与文化水平。而皖北行署颁发的《皖北1949年冬学运动计划要点》中也明确了冬学运动的基本方针是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教育为政治任务服务。皖南、皖北行署要求：机关、部队、下乡工作队应切实组织领导办学，解决教室、经费、教师、灯油等实际问题；各中小学应帮助办好所在地冬学，并把办好冬学作为本身工作成绩标准之一；号召下乡干部、中小学教员、在乡知识分子担任冬学政治、文化教员。到了1951年，皖北区冬学入学人数达220万人。

民校学员会写字能记账

“我区农民业余学校教育，是在冬学基础上经过整顿组织，召开奖模会议及组织民校工作队下乡的重要部署，并逐步开展起来的。”《皖南区农民业余教育情况报告》档案这样记载道。

随着全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翻身农民对学习文化的要求迫切。由此，“冬学运动”便改办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按照“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的原则，力求做到农业生产、学习文化两不误，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学习要求。该档案中记载，“根据六月份里有材料统计：全区已建立常年民校1550所，入学学员达80371人。”

通过档案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对于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涨。“群众自动捐出大米、小麦购买图书。”“绩溪梅圩村农会主任，上了民校还觉得学习的不够，每天晚上还拉住他在小学读书的儿子教他学习。”“贵池三池、赤岭等民校，在预定的忙假还没有到期，学员们眼见夏收、夏割搞得快好了，就主动要求提早复课。”“很多地区群众为着多学文化，把一切可能节省下来的钱省下来买水笔、买笔记簿。”

那么农民业余教育主要教授哪些内容呢？识字教育的内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第一步教学本村、本社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农活名、庄稼作物名、牲畜名、度量衡名、年月日、数字及其他一些记工算账所必需的文字和语言以及珠算的运用等，以适应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这种通俗易懂的识字课程，让群众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初步的读、写、算的能力。 安庆的农民包立春在识字后还写一首歌颂扫盲的诗：“瓜连藤，藤连瓜，人人都要学文化，干工作，搞生产，样样都少不了它，想起过去不识字，闹了多少大笑话，扁担一字不认得，直把书本倒着拿，白纸上密密写黑字，只当是蚂蚁在乱爬，自从进了识字班，读书识字心开花，看报写字记工账，写个短信也行啦，从前是一个睁眼瞎，如今识字人人夸。”

档案也佐证了这一点，“冬学转民校三个月来的教学，在提高农民水平上有了一定的成绩。经过三个月来的民校学习，增加了一百五十字左右，并能记账、写话，一些觉悟提高了的学员进步更快。”例如，芜湖县三友村民校学员陶太明，冬学结束时只学会200多个字，现在已经增加到500多个字，并且能写便条和短信。“原来在冬学中进步最快的学员和学习模范，有了看报纸、看通俗书刊的初步阅读能力。”

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

在《皖南区农民业余教育情况报告》档案中有一张1951年上半年皖南区民校概况表。表中记载，皖南区行政村村数3950个，民校1397个，班数2273个，学员830371人，教员2920人。其中，宣城的民校数最多，达到了476所，班数731个，学员22549人，教员763人。

这一成绩的取得并非易事。识字看起来简单，对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该档案中记载，当时一些年龄较大的群众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产生了畏难情绪。比如有些群众就产生了“年纪大了学不会”“泥巴腿识了字也没有用”等错误思想。

为了扭转这些错误的想法，保证学习效果，各民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像歙县产茶叶的民校，把采茶的组织变成学习小组，并推举积极分子当组长，教师教给组长，组长传给学员，取得了不错的学习效果。

此外，民校将生产小组和学习小组相结合起来，推进生产互助。该档案中记载，“妇女们都说，我们从前养蚕，说是蚕姑娘不能出门，学不到新方法，结果常常发瘟，现在参加了养蚕组，不但方便了学文化，而且还交换了养蚕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扫盲运动中还推行“以民教民”，广泛吸收农村识字的人，组成一支60万人的扫盲大军，其来源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其次是在乡知识分子及脱离文盲状态的农民。他们有的一人包教几人，有的几人包教一人，还有的“亲教亲，邻教邻，儿女教双亲”。扫盲教师利用工前饭后时间送教上门，一时间，全省处处是“全民教学、全民识字”的场景。数据表明，到1956年2月，全省入学农民达607万人，占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数的48.5％；学习效果也较好，一般地区已扫除文盲4％～5％。□何依群 何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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