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童年 ● 周月琴

爷爷奶奶当年一担箩筐下江南，来到皖南宣城溪口镇新汤村，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爷爷就决定在这里安家。可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家安在哪里啊？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村上一位好心人见祖父母拖儿带女且为人厚道，就把他替人看管的老屋披厦租给了祖父母。于是，我们家这只漂泊在世事风浪里的破船终于有了一处避风的港湾。

老屋原是民国时期金老爷的房产， 没想到时隔不久，新中国成立，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这处房产被政府没收后重新分配，正屋分给了两户军烈属，三间披厦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合法住宅。又过了两年，我们隔壁那一半正屋的新主人不想在那儿住了，要把房子卖掉，先问我祖父想不想买。祖父当然想买。一家六七口，挤在一间披厦里，转下屁股就碰着墙，现在隔壁房子要卖，哪能坐失良机啊！当时我们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祖父还是咬着牙，东挪西凑，凑齐140块钱买下了那一半正屋。祖父这一英明决断奠定了我与老屋难弃难舍的情缘。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坐东朝西的老屋是一栋简约的徽派建筑——江南民居。布局为三间两包厢，又叫明三暗五，外加两端各三间披厦。中间是厅堂，两侧及包厢为卧室，披厦为厨房。老屋大门门框由长条青石砌成，门楣上方用水磨石砌出向外挑檐，上盖小瓦，门槛也是近尺见方的青石条，光滑润泽。整座大门给人的感觉古朴而厚重。房屋内部木质结构用料特别考究。厅堂里的柱子直径盈尺，横梁更是方正粗大，中间微微拱起，俗称“冬瓜梁"，上面雕出各种花纹图案，整体显得恢宏壮美。

1964年，我就出生在这栋老屋里。我对老屋最初的印象是那方天井。老屋深幽，窗户又小，室内光线昏暗，尤其是阴雨天或黄昏日落之前光线更显不足，只有那方天井别有洞天。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襁褓中的我睡在卧室的摇篮里总是哭，而只要把摇篮往天井边一挪，哭声就戛然而止，两只小眼睛骨碌碌地望着天井，手舞足蹈，喜笑颜开。到我稍稍长大了点，我记得的第一件事物便是天井。那应该是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天井旁的竹凉床上，看见一道亮光从天井上空划过，心里一惊，是星星掉下去了吗？掉到哪里去了呢？它还能回来吗？哦，天上还有那么多星星，都在眨着眼，它们怎么不睡觉呢？也在等妈妈讲故事吗？我也喜欢听母亲讲故事。母亲唱过戏，戏文知道得多，什么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董永卖身葬父、七仙女下凡等等，她都知道，只可惜母亲很忙，从早到晚有忙不完的活，平时哪有工夫给我们讲故事？只有在夏天明月高悬的夜晚，母亲才偶尔有空和我们聚在一起乘凉，这时候我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轻柔的月光从天井泻下，一家人笼罩在月光里。母亲口中讲着故事，手上轻摇着蒲扇为我们扇风驱蚊，凉风悠悠地抚过我的肌肤，润入我的心田，我总会带着无比的幸福和甜美渐渐进入梦乡。

老屋的厅堂是两家共有的，没有什么摆设，平时也不常用，显得有些空荡。厅堂地面是米黄色的，光滑又平整，上面还有菱形花纹。听长辈们说，这是用石灰和糯米稀（用糯米熬成的糊状物）掺和细石子夯成的，叫毛毡地。这样光滑结实的地面在当时实属少见。于是，两家孩子就把厅堂当成了玩耍的场地。我们女孩子玩踢毽子、跳房子、丢手帕，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男孩们看得眼馋就会跟我们抢地盘，双方经常推推搡搡互不相让。这时大人们就会出面干涉，大都是呵斥男孩，把他们哄去楼上玩，把“胜利"一次次赏给了我们。

老屋的楼上铺着结实的楼板，屋顶装了“天窗"，楼板距屋顶有一人多高。楼上存放着一家人的口粮，暂时不用的物件也都放在上面，其中就有给爷爷备下的那口棺材。这棺材的存在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我一人从不敢上楼，即使跟着大人上去，也是紧紧地贴在他们身旁，蹑手蹑脚，目不斜视。有时大人们偏偏使唤我上楼去拿点小东小西，没办法违拗，只有硬着头皮，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往上挪，身上爆起一层鸡皮疙瘩。上去之后，像百米冲刺一样拿着东西飞奔下楼，生怕有鬼魂追我。现在想起我还心有余悸。

奶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世后，留下爷爷一人住在老屋的厢房。老一辈人都称爷爷为先生，大概是因为他懂一点阴阳八卦、民俗文书的缘故，乡亲们遇到婚丧嫁娶、建屋乔迁之类的事都找他商量。加上他为人正派又乐善好施，所以大家都很敬重他。

爷爷特别喜欢我们孙辈，给我的印象是慈祥而幽默。他给我们零食的时候也会用变魔术的手段“变"出来，让我们获得意外的惊喜。有一次，爷爷把我们仨兄妹叫到他的房间，让我们仨站好，闭上眼睛，说是变个宝贝给我们。我们都乖乖地听从爷爷的吩咐，闭上眼睛站在那里。爷爷口中念念有词，说：“变变变，好了！"等爷爷叫“好了"的那一刹，我们睁开眼看到的是一挂用草绳串起的柿饼。我们几对小眼睛顿时睁大发亮，情不自禁地吧嗒着嘴巴，恨不得不等爷爷取下柿饼就直接趴到草绳上去啃。爷爷一边剪断草绳，一个一个地取，一边嘴里不停地说：“不急不急、都有都有！"圆圆扁扁的柿饼，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轻轻咬一口，软软甜甜，满口生津。哥哥两口就吃下一个，简直是狼吞虎咽，而姐姐和我细嚼慢咽，都舍不得吃完。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柿饼不是爷爷变出来的，而是姑姑孝敬爷爷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父母姑姑们孝敬爷爷的糕点零食，他很少自己吃，几乎都喂了我们这几只小馋猫。

父母的卧室就在爷爷卧室的对面，比爷爷的房间要宽敞一些，而且铺有地板。地板都是用既宽又长的木板铺成，离地面尺把高，由于年代久远，地板之间有了些缝隙。一天，母亲给哥哥两毛钱让他去代销店打酱油，那时酱油一毛九分钱一斤，店里找了哥哥一枚一分的硬币，他回到家没有将这一枚硬币交给母亲，而是向我和姐姐炫耀。当时我和姐姐正在父母的卧室里玩，看到哥哥手里的那枚硬币羡慕得不得了，一再央求他给我们玩一下。谁知哥哥像个小财迷似的捏在手心谁也不给，我和姐姐就从他手里抢。抢的抢护的护，只听“当"的一声，硬币掉到地板上。我们没有半点迟疑，赶紧分头寻找。屋内光线不好，我们几乎趴在地板上。找着找着，姐姐突然惊叫起来：“在这里，在这里，你们快来看！"我们爬过去一看，果然有一枚硬币卡在地板的缝隙里，差点掉到地板底下去了。若是掉下去那就想不到了，除非撬开地板，现在得赶紧把它弄出来。还是哥哥有办法，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截小篾片，拿着它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从地板缝里往外掏那枚硬币。掏呀掏呀，终于把它掏出来了，一看，是枚五分的硬币！我们喜出望外，拿着去厨房向母亲报喜。出乎意料的是，母亲没我想象得那么高兴，只是笑吟吟地说了声“放在锅台上吧"。哥哥只好悻悻地放下手里的五分硬币，又带着我们去找那枚一分的硬币了。

母亲依旧默默地在厨房忙碌。自从爷爷买下一半正屋之后，原来的披厦就做了厨房。披厦虽说面积不大，不过中间没有隔墙。合理的布局，加上母亲勤劳的收捡，厨房显得并不拥挤。靠东头搭了三口锅的烧柴灶，西头摆放着一张老式八仙桌，腌菜晒酱的坛坛罐罐靠南面墙根一溜烟排开。一日三餐，我们就围坐那张八仙桌品尝母亲亲手做出的饭菜。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美食佳肴，有的是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经母亲的手做出来就是别有一番风味，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厨房里最热闹的要数过了腊月半了，蒸粑粑（年糕），做豆腐，炒炒米，炒花生，熬米糖……厨房里一天到晚，热气蒸腾。母亲从外婆那里学到了这些活计，从此以后都是母亲为过年在忙。我最期盼的是熬糖，当糖浆熬到泛细花的时候，那股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诱得我们兄妹围着灶台打转转。母亲心里一软，就会挖一两勺糖浆凉了，让我们每人喝一口。那糖浆一进口，整个心都甜了。哥哥有时也偷偷用筷子在锅里挑些糖浆来吃，晶莹剔透的糖浆挂在筷子上，惹得我们都成了他的“同谋"。最奢侈的是遇到母亲刚好搅完糖浆，把糖棒横放在锅边，我们会迅速拿来勺子筷子在糖棒上刮着吃，稍冷些直接用手指来，那感觉想起来仍然特别的甜。

糖浆熬成了糖稀，母亲负责的工序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做糖的事由父亲负责。做糖是个力气活，非他不行。我看他拉灌芯糖的时候，必先把棉袄脱了，捋起衬衣袖子，在石磨的磨眼里插根擀面杖，再把糖稀冷却后的糖饼围在擀面杖上，像如今我看到的面馆师傅做兰州拉面那样反反复复地拉，绛褐色的糖饼被他越拉越白，一直拉到如同白玉一般，然后灌进芝麻粉，搓成手指般粗细，切成寸把长的一小截一小截，整个流程就算完成了。昏黄的灯光下，父亲脸上已沁出细细的汗珠。小小年纪的我还体会不到父亲的劳累，一心只想着吃糖。做好的灌芯糖要等它彻底冷却后，吃起来才酥脆香甜。刚做好的那会儿，父亲只给我们兄妹每人一小截解馋。就那一小截，我们也心满意足，放在嘴里让它慢慢融化，直到一觉醒来还满口香甜。至今家人邻里还知道我有此种情结，家中若有灌芯糖定会拿出与我品尝，我自己遇到有卖灌芯糖的也定会去买。

老屋后院里有一棵三层楼高的大杏树，它就像一把巨伞遮蔽着院落半壁阴凉。春天，杏花绽放，老远就能看到一树粉红。我们就聚在树荫下玩耍，追逐着纷飞的蝴蝶，戏弄那些忙碌的蜜蜂。院子里整天都洋溢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几天过后，杏花谢了，指尖大的小青杏缀满枝头，这时我们就天天跑到树下去看，巴着眼睛望它们快点长大。时间过去了一天又一天，田野里，油菜籽已经开镰收割了，小麦也快成熟了，我们忽然发现大杏树上的杏子开始发黄了。这一发现让我们情难自禁，便迫不及待地拿来长竹竿敲下那似黄非黄的杏子，然后一哄而上，抢到杏子洗也不洗就往嘴里塞，一口咬下去酸得眼睛直眨，口水直流。然而，当满树杏黄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垂涎于它了，倒是更期待与村上乡亲邻里共同分享。我们兄妹几个将被单铺在树下，哥哥抡起长竹竿使劲敲，杏子纷纷落下，就像下起了杏子雨，我和姐姐弟弟们把敲下的杏子往箩筐里捡，一边捡一边躲躲闪闪，生怕杏子落下时砸到了头。只要有人被砸到，就会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或是一阵吵闹，这时的大杏树下就成了一座热闹的舞台。一会儿，箩筐装满了，我们就把它抬回家，再把那些金黄的果子分送给邻居们吃。那棵大杏树不仅给了我们难忘的欢乐，也让邻里乡亲分享了丰收的喜悦。

正当我们一家在老屋的庇护下过着虽不富裕但很温馨、快乐的日子的时候，不幸降临——母亲病了！母亲生我不久就感到腰部疼痛，原以为是扭了腰，过段时间会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见好，反而越来越疼，各种偏方用尽了，药渣堆成了小山也无济于事。直到我五岁那年秋天，母亲已经无法行走，在一家人的催促下才住进了医院。精神十足的我们一下变成霜打的茄子，最顽皮的哥哥也变得像个乖宝宝。老屋一下安静下来，它似乎也在担心女主人的命运。母亲是腰锥骨结核，是支撑她身体最关键的部位出了毛病，如果早期治疗，只需吃药打针就可治愈，结果拖了四五年，痛失了治疗的最佳期。好在手术还算顺利，母亲回来后仍需要睡六个月的板床才能得以康复。这期间，父亲请来年迈的姑姑照看弟弟，八岁的姐姐开始承担家务活，年幼的我也跟着姐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亲戚朋友和乡邻的帮助下，我们共渡难关，母亲的身体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的生活渐渐在恢复正常，然而老屋却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迎来了它的暮年。母亲术后的第二年，它终于支撑不住，墙体开始倾斜。做木工的父亲左看右看绞尽脑汁也无力回天，只好忍痛割爱，拆旧建新。父亲经过精心测量规划，决定用老屋的原材料重新盖一座房。拆老屋的那天，父亲燃放鞭炮，全家举香叩拜。新落成的五间房就盖在原来的后院位置，屋前留有大大的院落，那棵高大的杏树就留在新院内。新屋的墙是老屋的砖砌的，新屋顶是老屋的小黑瓦盖的，老屋粗大梁柱一分为二做了新屋的梁柱，还有些椽子、板壁修改尺寸和大小都物尽其用。老屋没有离开我们，它只是变了个样子继续活着。它就像我们记忆的根，无论何时何地，都永远深植于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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