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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线人”的漫漫回家路

来源:澎湃新闻 2018-02-19 09:32   https://www.yybnet.net/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1970年11月,时年23岁的余启明坐着卡车,跟随第一批支援内地建设队伍到了安徽山区。

20世纪60-80年代,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上海在安徽皖南和浙西地区建立的小三线,是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在1965-1988年期间,7万余名上海职工和家属,远赴皖南和浙西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在那里的深山密林中建成了81家企事业单位。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上海几万赴皖职工将青春献给了安徽小三线。

风里雪里都要回家过年

余启明是险峰光学仪器厂的一名技术工,到达山区时,工厂尚未筹建完备。“当时条件艰苦,山里湿气重,睡一晚被子全是潮湿的,也没有厕所,那几年过年都是在山里过的,因为备战备荒属于特殊时期。”

上海职工刚到皖南时,对当地的初始印象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有的农民连县城都没去过。“逢年过节的,就特别想家啊,尤其是家里伴侣、父母都在上海的,”余启明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道。

“过年回家,一家团圆”,这样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余启明说:“春节回上海过年是有指标的,我记得比例是25%,一个厂好几百人,分配到各个车间部门,那名额就更少了,其他还是留在山里。每天有长途班车,班车只有42个位子,我们这一片区域不止一个厂,所以做班车也要等待排队,可能一个厂一天只有5个职工可以坐上车。我们都说能回去过年,那就是“摸头彩”。”

“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是40多块,一张班车票就要9.7块一张。贫困一点的家庭10元钱就可以过一个月,车票也是蛮贵的,”余启明说自己差不多等到了1975、1976年才轮到了第一次春节回家过年。

彼时车速慢、路难走,长途班车时速30-40公里,要开上12小时才能到达上海。从山区到宁国的路尤其不好走,余启明打趣“徽州徽州就是灰里走”,没有马路,人、车一经过漫天尘土。

1978年春节,安徽大雪。“记得很清楚,那年大雪封山,特别特别冷,赶在封山前出来的人,就在车子四个轮胎上扎好防滑链,把冰敲碎,慢慢开车出来。结果到了宁国又封了路,大家只好滞留在宁国的中转站。中转站里开水5块钱一瓶、窗户都是玻璃纸,透着风,饿着肚子又没法睡觉。家里人等在上海人民广场,那时候通信不方便,又怕家里人担心,真是心急如焚。”

同车的还有赶回上海结婚的职工,情急之下这位职工在宁国改坐火车,火车到芜湖再到上海。余启明说,这件事印象很深刻,因为大家滞留在宁国中转站一天后通车了,“大家班车都到上海了,这位赶着回去结婚的男同志的火车还没到,家人都着急得不得了。”

没回家的职工们则接到了大雪预警通知,男职工通通走7公里半去粮站背米,每个人20斤米,以备不时之需。“1978年的时候,条件已经慢慢好起来了,留在厂里过年的职工,除了比较冷清寂寞外,物质上还可以的,到农村里也能买到鸡鸭蛋肉,不想自己做饭的人,还可以去食堂吃年夜饭。”

物质条件变好,也无法缓解人们的思乡之情,“整个后方,“回去”是第一位的。有的职工说就算回上海扫马路也好,太想念家人了,我自己也是和伴侣分居两地十年。”

机修车间人才济济,墙上的诗词也是手写的,从临摹水平可以窥见书写者的书法功底。

过革命化春节

支援皖南建设18年的瞿惠相,1968年进山区,1986年回到上海,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奋斗岁月格外有感触。“7万多小三线人深入山区用自己的青春建设了内地,改革开放又使得三线人走出了深山老林,为上海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人的武器当时比我们先进,我们的老四零火箭筒威力不行,中央下达命令,要生产新四零火箭筒,我就被分配在靶场,投入这个实验,”时年21岁的瞿惠相就这样带着一个小板箱,坐着卡车来到了皖南山区,开始研发四零火箭筒生产线。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住干打垒的房子、24小时做实验、不讲条件搞生产。瞿惠相颇为自豪地回忆,当时苏联部队有T62坦克,速度快、威力大,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新四零研制出来后,可以打穿160-180毫米钢板,而苏联T62坦克是100毫米钢板,对付他们没问题。当时的炮兵司令非常高兴,贺龙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都作出了赶紧生产送前线的指示。”

“也有一个同志在试验装炮的时候发生意外,牺牲了,很可惜只有24岁。”

1975年左右,物质条件开始慢慢提升。“条件没有刚去的时候那么艰难了,和当地百姓关系也挺好,大家会交换物资,他们喜欢上海的一些日用品,我们就带给他们。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上海的家人,很多人千方百计想回上海。”

瞿惠相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了下当时的规定:“第一是独生子女的,如果父母生病,经过劳动局审批,可以回上海;第二是家庭条件非常困难的,可以得到一些照顾早点回上海;再有一些则通过关系调到其他市,不再留在山区。”

“想回家团圆的多、夫妻分居两地的也多,但名额少。没办法,到了过年过节,领导们就号召我们过革命化春节。我和我夫人是在当地认识结合的,所以我大多数时候都在当地过年,回上海很少。1978年,我也有孩子了,我们就一家在宿舍过的年,有点冷清。”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依稀可见。

搞完军工搞教育,瞿惠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生产线上退下来后,他就开始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和职工教育工作。“当时很多职工想回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教育条件落后,我们厂很多父母都是大中专学生,他们感觉到小孩完了,在这个地方读书成绩差,外面的信息又进不来。”

为了稳定“军心”,瞿惠相和同事们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办了一所中小学,“我是既管教育科又管学校,兼学校校长,学校有中学、小学、幼儿园三个阶段。为了提升学生的升学率,就把厂里学历比较高的职工、或者本身就是老师的人都找来,有外语比较好的职工就请来当外语老师。一到寒假,我就跑上海,和上海的一些重点学校挂钩,送老师们去培训,也请上海的老师过来讲公开课,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瞿惠相说,前不久还在路上碰到一个学生,叫他“校长”。瞿惠相早已不记得这个学生,寒暄过后才想起这个学生是当时学校里的皮大王,如今在外资银行工作。“这些孩子当时都在我学校里读书,他们也很留恋这段时光,好多人还回去看过老校址。”

1978年,是让瞿惠相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都以为回上海没有希望了,当时上层领导也没有传达出新的指示,依然是立足山区闹革命,我们只祈祷孩子能回到城市就万幸了。没想到1978年改革开放,让大家看到了曙光。”

“我记得很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观念也转变了,不能唯上、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面对当时的小三线的情况必须改革。中央下定决心调整小三线,广大小三线人才有了走出山沟的希望。”

7万余名支援小三线建设的上海职工和家属中,像瞿惠相和余启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们有雄心壮志、也有儿女情长,有激情理想,也有迷茫困惑。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的子课题主持人之一徐有威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近几年他在做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史,“历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浓浓的烙印,每次听完一个人的故事,我都不免感叹敬佩这些前辈的精神和干劲。但他们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情感需求,这些彷徨挣扎,让他们的故事更加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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