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红色诗人 贺敬之：我从延安来 用人民的诗歌抒写时代 “一生跟着党的革命路程走到现在，没有丧失过信心”

95岁红色诗人 贺敬之：“一生跟着党的革命路程走到现在，没有丧失过信心” 今年3月，北京市木樨地，贺敬之在家中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新版歌剧《白毛女》于2015年11月6日在延安解放剧院进行首演。

（资料图据央视网）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

（资料图据《经济日报》）

95岁的贺敬之精神矍铄。

?贺敬之对年轻人的想法、作品都十分关注。图为贺敬之和青年诗人杨清茨在探讨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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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的贺敬之，精神矍铄。

3月的一个下午，在贺老的忘年交、青年诗人杨清茨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木樨地的贺老寓所，与这位世纪老人面对面。

贺老家中陈设简单，墙上挂有几幅书画，客厅中几张沙发、桌椅。

75年前，20岁的贺敬之正是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在一盏麻籽油灯下，写下红色经典《白毛女》。

从16岁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写下了组诗《跃进》，到20岁时的《白毛女》，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就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等，贺敬之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用诗歌丈量时代的刻度，但贺老却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贺老名字“敬之”两个字，是《论语》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这也是贺老一生的写照。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薛维睿柳青施诗晨人物名片贺敬之

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1924年生，山东台儿庄人。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7岁入党。1945年，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A奔向延安，要投身革命“一生跟着党的革命路程走到现在，没有丧失过信心” “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跃进》，1940年

走进贺老的家中，老人已经在客厅坐好，等待记者一行。杨清茨说，贺老为人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这次算是破例。杨清茨在文化部直属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工作，贺敬之是学会的名誉会长，因为工作关系,老少二人由此结识。后来，杨清茨要拜贺敬之为师，贺老笑着说：“我的诗歌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你们是现代的诗歌，跟过去有所不同。拜不拜师的不要拘泥于形式，需要我给点建议的，这个是可以的。咱俩是‘爷孙’，你更像孙女。”谦虚、慈祥，没有一点架子，这是贺老给人最深的印象。对于自己的经历，贺老说：“我从延安来的，16岁就到了延安，我这一生，跟我们党的革命路程走到现在。很惭愧，给党和国家的贡献很少。但是有一条，我是一直跟着革命的，没有丧失过信心。”在这一句普通的陈述背后，却是一段大历史的风云过往。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今台儿庄）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940年4月，16岁的贺敬之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中，看到了鲁艺的《招生简章》。鲁艺即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文学艺术学校。学校在延安城东北5公里的桥儿沟，这让贺敬之早已萌发的“到延安去”的念头有了着落。当时投奔延安的路途困难重重，贺敬之与一同前去的同学改名换姓，以回山东老家为名上了路。他们晚上赶路，白天休息，一路上充满艰辛，也饱含热切，贺敬之在路上写下组诗《跃进》。16岁的年龄，本应报考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学部，但贺敬之来到延安有自己的坚持，一是要投身革命，二是想考上鲁艺。从笔试进入面试，考官是他一直喜欢的诗人何其芳。作为最早奔赴延安的诗人之一，何其芳在鲁艺担任文学系主任。“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何其芳考问贺敬之。由于没有这些知识储备，他只能根据理解作答。何其芳接着问他，“你都读过什么书？”贺敬之回答了《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铁流》几本书。何其芳当即告诉他，鲁艺现在已经正规化，对学生要求比较高，没上过高中可能比较困难。到了发榜那天，贺敬之自认没戏，连录取名单也没去看。还是朋友冲过来告诉他，他的名字在榜单上，他正式成为了鲁艺文学系第三期的学员。贺敬之后来才知道，面试前他递出的组诗《跃进》，让何其芳看到了他的才华，“我看他年纪太小，修养还不够，本来不想收他的，后来看他交来的诗歌，觉得还不错，有诗人的感觉。”

1940年代的鲁艺，汇聚了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除了文学系系主任何其芳，贺敬之的老师还有作家、编译家周立波，诗人、翻译家曹葆华等。在延安停留的茅盾也给他们上过“中国市民文学史”。在这样的环境下，贺敬之文思喷薄。刚入学三个月，他就创作了不少新诗，其中诗歌《十月》还发表在了《大众文艺》上。到第二年，贺敬之以更成熟的笔触创作了一系列歌词和诗歌，其中有不少发表在《草叶》《新诗歌》和《解放日报》。

何其芳庆幸自己没看走眼，他认为贺敬之情感敏锐、极有洞察力，还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他表现农村题材的诗，“真切感人，是‘五四’以来不多见的。”在何其芳创作的《夜歌》第三章里，他还把贺敬之称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著名的诗人，这样的赞誉迅速传遍了鲁艺。B 从延安来，为人民写诗“写诗是给人民群众看的。如果人民群众看不懂，那叫什么诗？”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白毛女》，1944年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明确文艺工作是围绕人民群众的。5月30日，毛主席来到鲁艺，更明确提出“要到人民中间去”。对于贺敬之来说，这是一次更为完全的思想启蒙，奠定了他日后在文学上的发展方向。杨清茨说，从那时开始，贺老就一直保持着对人民的热爱，“贺老一直说，写诗是给人民群众看的。如果人民群众看不懂，那叫什么诗？”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贺敬之等人与《解放日报》记者黄钢一行前往南泥湾采访，成为第一批进入南泥湾八路军开垦区访问的文艺工作者。这次采访为贺敬之的创作打下基础。1943年，南泥湾开荒取得显著的成绩，延安军民前去慰问三五九旅，鲁艺秧歌队要准备文艺节目，贺敬之接到为慰问表演《南泥湾》作词的任务。贺敬之对南泥湾的改变充满感慨，他用了老百姓熟悉的信天游来写歌词，很快便写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歌词《南泥湾》。这首歌曲在当时的慰问演出大获成功，不到19岁的贺敬之一曲成名。1943年，贺敬之从鲁艺文学系毕业，正式加入鲁艺秧歌队的创作队伍。1944年，“白毛仙姑”的故事传到延安。贺敬之后来在回忆时说，“这个故事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口，不断地在修正、充实、加工，才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故事从形成的一天起，便很快地流传开来，得到无数群众、干部的喜爱。在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曾有不少人把它作成小说、话本、报告等。”20岁的贺敬之接到了执笔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从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贺敬之就深受感动，他出身在农村，了解农民的悲苦，“白毛仙姑”让他想起童年家乡每一位困难的乡亲。贺敬之说：“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整个《白毛女》创作期间，贺敬之常常彻夜难眠，一直出于感情激荡的状态。剧本完成后在鲁艺彩排，引起了空前热烈的反应。鲁艺和延安文艺界认为，这是秧歌剧运动发展以来最动人的歌剧，前来观看彩排的农民都哭成了一片。1942年4月22日，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开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来到礼堂观看。贺敬之回忆，他当时负责拉大幕，当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他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毛主席和身边的观众一起流下眼泪。70年多来，经历四代人演出的《白毛女》，因为其开启了中国新歌剧的先河，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作品。

他的革命理想“诗歌要有家国情怀，要有阳光的一面”杨清茨说，在贺老众多的创作中，《回延安》是老人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首作品，是贺老创作的最高峰。

1956年春天，贺敬之受邀回到延安。此时距离他离开已经11年，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他写下了《回延安》。《回延安》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在《延安河》杂志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和文艺界的一致褒奖，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贺敬之鲜有诗歌创作，这次延安行让他再次打开自己，诗歌创作从此进入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

不久以后，《北京日报》编辑向贺敬之约稿，希望他为“七一”党的生日写首诗，为此还将他带到海淀区温泉学校找寻灵感。这是个十分静僻的地方，贺敬之很快进入创作状态，一鼓作气写下《放声歌唱》。

写了一半他拿给编辑看，想知道写得是否合适。编辑看了十分满意，当即拿去发表。7月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放声歌唱》的前两节，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贺敬之接下来又创作了后面三节，最终出版了《放声歌唱》单行本。这是贺敬之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贺敬之的妻子柯岩来到抚顺，在雷锋所在的部队住了一个月，看了雷锋亲笔写的日记，见到了抚顺人民送别雷锋的感人场景。回来以后，柯岩把见闻和感受都告诉了贺敬之，建议丈夫为雷锋写一首长诗。“受苦受难的雷锋就是解放前的白毛女，解放后的白毛女应该就是雷锋这个样子”，雷锋的事迹给贺敬之很大的触动，为此他写下了一千二百余行长诗《雷锋之歌》，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又被《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相继转载。这首长诗慷慨激昂，加上人们学雷锋高涨的热情，迅速成为贺敬之又一首经典之作，奠定了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创作的地位。著名诗人周良沛曾评价《雷锋之歌》：“不仅标志了他的诗的成就之高度，更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在贺敬之的诗歌中，饱含时代情感。他曾多次对杨清茨说，现在的年轻人写诗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一定要有阳光的一面。“贺老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见得都要去写革命主义，也不是说每首诗都要有英雄气概，但诗歌的思想、内容一定要是纯净的、健康的，同时又要带有一种诗的美感。”杨清茨说，“贺老认为，诗歌不能过于颓废，有点个人小情绪是可以的，但不能过分渲染。”贺敬之说：“诗一定要有自己干净的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主题。”从十六岁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写下了组诗《跃进》开始，贺敬之就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诗歌是他记录、赞美时代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薛维睿柳青施诗晨

他的时代情感

“孙女”眼中的贺敬之

“他一生都在为文学艺术而奋斗”从2012年起，杨清茨与贺老结识。这些年来，两人已经成为忘年交，在贺老眼里，杨清茨就是他的一个“小孙女”。在“孙女”眼中，贺敬之是一个和蔼的普通老人。“贺老做过文化部的代部长，又是艺术界、文化界的元老，但他真的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杨清茨说。1978年1月，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1980年2月，他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他调离文化部，升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12月离任；1989年9月，又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重任中宣部副部长；1991年4月，他因病向中央递交辞呈但未被批准，直到1992年10月，才被批准辞去两部职务。贺敬之曾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走上仕途的贺敬之没有官僚气，他仍然没有放弃诗歌创作，他曾经在会上说：“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学长，只不过是因为工作需要，偶然把我放在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位置上，是让我为大家服务的。”杨清茨说，贺老晚年很少写诗，也很少出去，但每天都会看书，坚持学习。贺老喜欢诗词方面的书籍，有古诗词，也有现代诗，“包括现在年轻一代的诗人，贺老都会很认真地看，他很关心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如今，也会有一些年轻的后辈们慕名前来，向贺老求教。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贺老都尽可能给一些指导。因为在诗歌界所处的地位，贺老不会轻易去评判任何一个人。同时对于国家的文化工作，贺老依然保持关注，而且有一定自己的看法。贺敬之也经常会向杨清茨回忆起他在延安时期的时光；会想起创作那些名篇时的情景；也会想起他的夫人柯岩。柯岩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两人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对模范夫妻。如今贺老很少动笔挥毫，每天保持着固定的生物钟，早晨七点钟起床，在天气允许的情况，在院子里走一走。杨清茨常常感动于老人这种对生命的抗争，“他是以一种坚强的意志力活着，是以一种顽强的姿态活着。”对于自己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贺老一直很谦虚。贺老常常说：“自己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给大家。以前留下的作品也不是特别多，能给大家看的就那么几首。”1996年在贺敬之的老家“贺敬之文学馆”竣工开馆。“贺老常说，他也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不值得为他建馆。”杨清茨说，“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贺老唯一热爱的就是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行走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他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杨清茨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薛维睿柳青施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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