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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记忆

来源:济南时报 2018-01-21 15:34   https://www.yybnet.net/

□本报记者 江丹

1900年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一连串革命的起点,而中国的乡村也被裹挟其中开始了一系列的结构转折。历史学者王先明的著作《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出版上架,向读者解读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的诸多变迁细节。在那半个世纪里,对整个国家而言,中国乡村所承受的种种,远远超乎普通人的想象。

乡民连钉牲口蹄都要缴税

1910年,山东莱阳春荒严重,粮食歉收,粮价更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昂贵。乡民要求提取多年储存的社仓积谷,用来抵偿各种捐税,却遭到掌控社仓的士绅的拒绝。实际上,士绅借自己管理粮仓的便宜,早已与当地官员勾结,将乡民的备荒储粮运进县城,高价变卖,低价入账,中间的差价中饱私囊。

尤其是1908年以后,朱槐之担任莱阳县令,在他的管理之下,全县的钱粮征收工作被分包给士绅王圻、于赞扬、尉龙章等人开设的私人钱庄。其中,每收银一万两,朱槐之便从中抽取1500两。王圻等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迫使农民交纳的钱粮必须是一半制钱,一半铜元。除此之外,莱阳农民还要缴纳地亩捐、契纸捐、染房捐、户口捐、牲口税等10多项捐杂,田地、间架、人头皆有税,甚至牛马都有常捐,就连钉牲口蹄都要缴税。

自1900年清朝变法实施新政以来,地方自治权力增大,当地劣绅和官员勾结,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比如建学堂和设警察两项,当地政府不花一分钱,全部由劣绅代理,经费则由老百姓负担,其中,学堂每年的经费开支不过大钱1883吊,而劣绅王圻借此之名征收的款额不下14000吊。大量的官款被送入了劣绅的私人钱庄,而农民的负担却在这10年间增加了数十倍。

当年4月21日,积怨已久的农民在当地太平社社长曲士文和永庄社社长于祝三的领导下成立“联庄会”,动员30多个村庄的农民参加“讨还积谷”的斗争。一个月后,他们聚集在县城城西的关帝庙,与劣绅论理不得后,他们又涌入县署,“逼迫知县答复传质劣绅,十日内算账、缺者追赔”。

曲士文所带领的这场发生于1910年的莱阳民变,只是清朝政府过去10年间所发生的1028起民变之一。不仅仅是莱阳,各地都有掌控乡村社会公权的士绅与地方官员朋比为奸、鱼肉乡民的事情发生。王先明在《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中认为,“通过社会‘公权\’的运作将社会‘公共\’利益‘私人化\’,是传统时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痼疾,也是触发官、绅、民利益冲突的根本性社会原因。”新式学堂在乡村社会遭遇不适

20世纪以来,乡村社会的一大变化是新式学堂的建立,尽管乡民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税捐负担,但是它所倡导的新式教育却与乡村社会的需求疏离甚远,甚至“造成乡村教育发展的艰难竭蹶”。

“私塾教育通常认为从孔子兴私学开始,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私塾中开始或完成自己受教育的生涯。”《乡路漫漫》里如是写道。到了19世纪末期,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科举,兴学堂”,以此变法图强,他们认为,科举不停,民智则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而私塾则是阻挡民智开启的一大障碍,在他们眼中,私塾是“可笑的陈腐的疣物”,是“人间的地狱”,是“小孩子的牢笼”。

不仅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在推广新式学堂的同时对私塾教育进行了干预和改造,可他们却忽视了私塾与乡村教育的某种天然适应性,而这是新式学堂所没有的。

王先明在《乡路漫漫》里分析,私塾费用低廉,而且收费方式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收取时间分别在清明、端午、中秋和冬至四节,都是乡民手中资金相对宽裕的时候,乡民不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而加重日常的负担,至于书籍用品,乡民只要为孩子购置一本书,一枝毛笔,一方研田,几张描红纸即可,《三字经》《百家姓》这些课本,更是可以代代使用。私塾唯一的支出大项目是赶考费用,但对普通乡民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学习基础知识,几乎不涉及高层次的科举考试。对乡民来说更合适的是,私塾的两个学期分别在正月二十日至小暑节前,立秋后至十二月二十日,其间的假期正好是乡民麦收、蚕丝业忙碌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帮忙从事农作。

新式学堂就不一样了,学费一年收两次,都恰好是乡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除此之外,还要收取各种杂费,如操衣费、运动费、听差节赏等,一般农户无法负担。新式学堂的假期一般在一月到四月,七月到九月,正是农事活动空闲的时间,而等乡民要忙了,新式学堂却开学了,而且学生一般不得随意请假。

学生新式学堂所学的英文、理化知识,以及体操、打球等运动,在乡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观念与乡村传统价值观相去甚远。在王先明看来,新式学堂实际引发了乡村教育的危机,起码它剥夺了贫寒农户的受教育权。

拯救乡村成为一种思潮运动

“乡村危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社会问题。《乡路漫漫》中写道,那时候的中国乡村社会“外受外国资本家及中国工商业的压迫”,“内受政治纷扰及贪官污吏的荼毒”,呈现全面颓废态势。

“作为素以农业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大国,启动现代化的原始资本无可选择地由农业承担。”王先明介绍。当时的国家税收,以田赋、关税、厘金和盐税最为重要,其中田赋是大宗,据1916年的一项调查,田赋的比重占到了总税收的一半。尽管田赋已重,但乡民还要额外承担军阀时代急速增加的苛捐杂税和摊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庇护也减少了,他们离开农村,享受城市生活的奢华和舒适,“这笔资金只能通过提高农民的租金、利息和赋税等来获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化基础建设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似乎也没有起到促进作用,那些公路对农产品运输几乎毫无用处,不是农产品不需要公路来运输,而是运价过高,一般商贩负担不起,相反公路建设的土地、劳力和经费,却全盘向农民索取。

拯救乡村运动应运而生。“19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的各种思想、主张风起云涌,汇聚为社会性思潮,并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相互促动,共同推动,蔚为声势颇壮的社会运动。”王先明在书里写道。据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有600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1000多处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而乡村建设团体更是达到1005个,其中便有梁漱溟所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显然不是建设乡村那么简单,在梁漱溟看来,这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迄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凡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

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乡村运动,很多是为了将乡村纳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去,至于乡村农民真正的需求,似乎没有被看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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