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再版 讲述美国音乐“刺儿头”往事

对很多乐迷来说，袁越的《来自民间的叛逆》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它是第一本系统梳理了美国民歌史以及鲍勃·迪伦创作生涯的中文书籍，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称其为“中文世界里关于迪伦最好的原创著作”。从研究者约翰·洛马克斯到铅肚皮，从民权斗士乔·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从左派民歌手皮特·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迪伦……它以通俗浅近的语言，记录了上百个民歌手的经历，书写了美国的民歌历史，更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二战”后的美国历史。

《来自民间的叛逆》首次出版于2003年，此后虽有再版，但亦已绝迹江湖多时。2018年11月，读库对此书进行重新修订，升级再版。1月6日，作者袁越携此书来到上海，以“抗议还是抒情？民歌到底唱什么”为主题，与马世芳进行了一场对谈。活动开始前，袁越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聊了聊他当年写作《来自民间的叛逆》的往事，以及他这些年对音乐的感受与思考。

袁越

出版15年经久不衰，一代乐迷的启蒙读物

回忆当年自己决定动笔写作《来自民间的叛逆》的原因，袁越提到了两点。其一是受鲍勃·迪伦的影响。与很多人一样，袁越在中学时代就听到了鲍勃·迪伦流传最广的名作《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并且非常喜欢，后来在美国读书期间，他依然反复在听这一首歌。然而他的室友却认为这首歌不好听，总是转去听迪伦的其他歌曲。“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我的世界观。在那之前，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有绝对真理，但其实在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世界观，要放开，才能避免遗漏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袁越说，“由此，我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迪伦，慢慢去听他的更多作品，并逐渐喜欢上他做音乐的方式。于是，我就想到把这些收获带回祖国、介绍给同龄人。”

而另一件事发生在袁越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在大二的校会演出上，一支名为“太阳同伴”的上海乐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这支乐队的主唱张广天。他说：“张广天是一个非常愿意表达自己的人，他对我影响很深，让我开始对音乐背后的东西感兴趣，比如音乐是否要表达政治倾向或者对世界的看法。”像张广天这样的音乐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思考与表达激励了袁越，让他更为关注歌曲背后音乐人的内心世界与时代背景，于是产生了梳理音乐人故事的念头。

袁越开始写作《来自民间的叛逆》是在1995年，那时互联网方兴未艾，身处国内的乐迷很难找到了解音乐史的渠道。袁越利用自己身在美国的优势，读了大量的书，听了很多唱片，一点点摸索出美国民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些唱片很难在市面上找到，袁越就专程开车去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老唱片中一点点吸收养分。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和艰难，从开始撰写的1995年到2001年完稿，袁越花费了长达7年的时间。

然而今天，面对自己15年前出版的作品，袁越并不满意。“当年没有互联网，很多事难以查证，所以书中有大量的错误，而且我当时的写作能力很差，有很多语句不通顺的地方。”袁越坦言道。借助此次再版的机会，袁越将全书仔细地修订了一遍，至少改了100处，才终于将书稿交予读库出版。而读库也一一联系了书中插图的拍摄者，解决了新版的版权问题。

《来自民间的叛逆》书影，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来自民间的叛逆》多次出版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袁越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能够很快拉近读者与遥远的美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距离。对此袁越表示，他从小就爱听评书，评书深刻地影响了他讲故事的方式。而写作《来自民间的叛逆》的初衷，是因为袁越想做一个关于美国民歌史的广播节目，所以这本书一开始是以讲稿的形式呈现的。直到牵涉的人物故事越来越多、背后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复杂，袁越才发现，广播节目已经不够承载这部作品的厚度了。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长达960页篇幅的厚重读物，其中还展示了1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迪伦的魅力能够超越时代，表达更普遍的意义

袁越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书名之所以叫作《来自民间的叛逆》，是因为它讲述了美国1920-1980年代的“音乐刺儿头”的故事，他们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对体制的反抗，而他们也以音乐的形式参与到了社会历史之中。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中，袁越提到了伍迪·格斯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写自己”，在他看来，每个音乐人都身负着记录历史的使命。

而在这些民歌手之中，鲍勃·迪伦是最为重要的。“在美国民歌这个体系中，迪伦的地位毋庸置疑是第一，别人远远不如他，”袁越说，“美国（音乐）史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在袁越看来，迪伦的歌曲不遵循某个工整的结构，很多歌甚至没有副歌，不会重复唱。他的音乐让袁越认识到，音乐，以及世间万物，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标准。他启发了袁越对世界的思考，让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

袁越认为，迪伦的歌之所以拥有持久的魅力，是因为他的作品尽管诞生于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却能够超越所处时代，拥有更普遍的意义。例如《答案在风中飘》一曲，自然是反映了当时美苏“冷战”下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时人们的焦虑心境，以及当时的种种不公不义之事，但迪伦在歌词中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写着“被禁绝的炮弹”、“安歇在沙滩上的白鸽”、“滑进大海的高山”、“希望重获自由的人们”这些意象。而“答案在风中飘”这句话本身也意义不明，究竟是指答案就在茫茫的风里一吹就散了，还是说答案就像风一样不证自明，谁也不得而知。“他的歌词可能语焉不详，但恰恰因为这样，才能推动一代又一代人反复琢磨，每当人们对世界感到迷茫的时候，答案便都在风中飘荡着。”袁越说。

2016年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文学界的普遍争议，也激起了人们关于“歌词是否算文学”的大讨论。“如果你承认歌词是文学，那诺贝尔文学奖给谁都不如给他好。”袁越说。身为迪伦歌迷的袁越，曾看过迪伦的三场演唱会。但他表示，现在的迪伦已经无法感动自己了。“他已经不再关注社会了，现在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老头。”袁越直言道。不过年轻时追求自我、不介意条条框框、善于吸收营养的迪伦，仍然对袁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的袁越兴趣已不再局限于音乐。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十多年的他，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科学和环境的报道，其余时间则用来满世界旅行。“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关于登陆火星的文章，与音乐风马牛不相及。”他说。他也不再像过去那般深入理性地分析音乐，现在音乐在他的生活中主要是一种调节情绪的安慰剂。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相信他们拥有的世界也更为广阔。“我相信现在年轻人不只需要音乐来表达思考，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叛逆方式。我姑且认为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而民歌是其中最好的表达。”袁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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