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紫荆花开

(刘丽虹 摄)

□张立

你就在内科病房先工作着，熟悉一下。宿舍在最后边一排房子，东边第二个门，一会儿让小刘带你过去。院长简单交代着，我生命里10年的小镇岁月，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背着包，走在去往宿舍的沙石小路上。天空晴朗，有很好的阳光照下来。和镇上所有的建筑一样，医院里共4排房子，旧的，青瓦，灰砖。路边成片的紫荆花在怒放，热烈的花朵在风里晃着，让人不免多看了几眼。

同事们都很热情，对我不厌其烦地问来问去。多大了？收款室那个50多岁的老李，一个胖乎乎的大婶。十七。我简短地回答。喔，好像问过了啊。她歉意地笑着，随手把桌上一团碎纸屑扇到地上。 众人七嘴八舌，我只笑。

小镇就这么多人，逐渐也都认识了我。婆姨大婶们挂上吊瓶，在连椅上半歪着身子，边看药水慢慢滴下来，边聊天。

听说来了个漂亮姑娘。叫什么？

小青。

小青？白蛇传里的那个？

没那么厉害。

于是一齐哄堂大笑。我也跟着微微笑起来。

小镇病人稀少，医院护理上工作不累。看护着病人挂吊瓶的时间，也只剩下了聊天。有的大姨大娘起针后并不走，盘踞连椅久久不去，彼此聊，也和我们护士聊，能聊上一两个时辰。镇上的全是街坊邻居，数量的稀少使人和人之间变得切近起来，很有彼此取暖的味道。我性格恬淡，不擅长聊天，常常是他们问，我回答。就是这样，聊着聊着我也会没有话说，看着摊在桌上的课本，慢慢住了嘴。面前摊开的一本《药理学》，页面上一枝紫荆，底下印刷体写着：具有清热凉血，通淋解毒的功效；主治热淋，血淋，疮疡，风湿筋骨痛。

偶尔有镇上不认识的人来打针，对我年轻的脸表示怀疑，认为是谁家上学的孩子在这里实习，到处找熟面孔的老护士打针。我就去把长发剪了，平添了几岁年纪。

夜班，值班室的大小刚好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小镇实在太小了，小镇医院的夜班一般没有什么事情，有时候静悄悄的，一直到天明都没有一个病人，可以在值班室床上打盹。我们和衣卧着，等有零星的病号半夜敲门。“我们”是指医生、护士、收款人员和药房值班的。话倒过来说，半夜敲响值班室门的，也一定是有急病的人，要么捧着肚子打滚地疼，要么发烧烧得脸通红。还有，就是打架包扎的，拌嘴喝农药的。病号重的急的，就会用噗噗噗的拖拉机拉了送来，所以我们一听见有急促的拖拉机声拐过医院的围墙，就会马上警醒，爬起来开好门，一室的灯火迎着病人。

护士和医生的关系最密切，办公室都混在一起。护士长是个40来岁的妇女，姓徐，孩子上高中了。上班不久，我就目睹了她打针的场面，用镊子从一个消毒缸子里夹出一块棉球，涂涂，一针就下去了。技术熟练到没有什么好说的，空气里弥漫着碘伏淡淡的味道。

我们闲着的时候就团棉球。从一大袋子的脱脂棉一点点撕下来，左手蜷缩成一个小杯状，右手拿着小块棉球团向左手的杯口里塞紧。左手松开时，那些小棉球团就有了样子。我们把团好的小棉球放在小的消毒袋子里，放进高压锅， 架到大炉子上，几十分钟后，高压锅就开始嘶嘶嘶地喷气。

在为数不多的急救病号之中，喝农药的占了绝大多数。农村人实在，两口子拌嘴吵架，或者遇见其他什么想不开的事情，顺手就从草棚里、门背后摸出农药瓶，仰口就倒。喝农药多数属于有机磷中毒。我每月处理六七本的住院病历，其中必定有一半是有机磷中毒的。

抢救喝农药有机磷中毒的人有固定的程序，开口器撬开嘴，插上胃管，大瓢的水灌下去，手上脚上同时建立静脉通道，问清农药的种类名称，阿托品就一盒接着一盒用上，源源不绝。等胃已洗清，瞳孔有变化了，肌体开始阿托品化，就挪进病房，阿托品继续冲击治疗。

5分钟一静脉推注，直到10分钟一次，20分钟一次。我们忙得脚不沾地，每时每分待在病房，不敢稍有松懈。

我敬畏生命，现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在十字路口徘徊，要么我把他拉回来，要么他回到来时的地方。我在这样的生命交付面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高度集中，浑身绷紧，心跳如同擂鼓，不是害怕，是实实在在的敬畏。后来，我落下了不明原因阵发性心动过速的毛病，我想，可能就是那时候接诊和抢救过程中，长时间全力以赴所结的果。

工作之余，有无穷无尽的空余时间需要打发。医院北墙外不远有座后山，长着拉杂的灌木，和大片大片的紫荆。我常常在下班后，踩着一地夕阳走上斜山，坐在草坡上望着天空，也和一朵花对视。时间仿佛是凝固的，那样的黄昏被扯得无限长。有小虫在草坡上唱歌，零星的小花有点胆怯地开在风里，散落草丛，伶仃的身影有点瑟缩的意思。山下遥远的小镇的声浪隐隐飘过来，像梦一样不真切。

十七岁那年，我不会安排自己的将来，也没有真切迫近的想法，只是让事情推着，慢慢随着世界走。未来看起来模糊一片。我就这样在后山上遥望浮云，望着紫荆花，云不说话，花不说，我也不说。

不如复习功课考研吧，课本我来找。林晓峰说。我望着他浅褐色的瞳仁，那里有跳跃的星光，让人感觉挺有意思。我点点头。

林晓峰是我的一个同事，在外科。医学院毕业后，安置到市立医院工作，按照上边统一的要求，到基层医院工作锻炼一年。在我分配到柳埠子乡医院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已经8个月。相遇其实就已经离别在即。

他给我找来大摞资料，我看了一遍，摇头。

怎么了，青。

忽然又不想考了。

那你想做什么呢？

不知道。我眯缝着眼睛，微微笑起来。

他目光有点迟疑。试图和我说话，我拎拎隔离衣的角，起身走了。

那时我离十八岁生日，还有一小段距离。

我还是坐在内科病房的椅子上，面带微笑处理着医嘱，给病人扎上针后陪他们漫无边际地聊天。工作之余还是去后山望着天空，有时候躺在草丛里，有时候不。日子就这么缓缓地走，波澜不兴。

身边人来来去去，我望过去，笑着眯着眼。谁来搭话，都是一式的客客气气。晚上回到一个人的宿舍，我把风关在门外，自己一个人慢慢想。

没有食堂，吃饭变得很简单，有时候是泡方便面，有时候火腿肠或者别的什么。那时候，我很瘦，从镜子里看过去，锁骨突兀出来，很高。

没有电视，电脑是什么，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没有书。我随身带了一本红楼梦，反过来调过去看，有的章节，能背下来。

宿舍里放了一台录音机，我喜欢《橄榄树》，常常什么也不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齐豫一遍又一遍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

有热心人提亲，兴头头来，怅怅着走。

我不大习惯上夜班，因为总有莫名的紧张在里边。有时候是幻觉，幻听，总觉得有急促的拖拉机突突突在来医院的路上。梦里也光怪陆离，总是奋力抢救一个病人，也总是冷汗飕飕。

有一天夜里，大风。当时已经是冬天。被敲窗的声音从梦中警醒，我问：“谁？”窗外传来嗤嗤的笑声。我疑惑不解，最后从那熟悉的笑声里恍然大悟。一个镇上副书记的儿子，刚刚从粮校毕业，整天在镇上晃来晃去，最近托老爹帮忙安置在医院收款室暂时先蹲着，等候正式工作的安置。

想了3秒，我问：现在是半夜12点，你要做什么？

窗外的笑声越发暧昧，叫我开门，让他进来，说是要说话。他开始动手晃窗户。那窗户没有插销，只是在后边用几块砖头垛上。他已经扒开了那砖头，开始扒窗户扇。

床边的桌上放着一个暖瓶和我喝剩的小半杯水。我往那半杯水里倒上热的，打开窗口，猛地泼了出去。

那笑声嗷地变成一声惊叫，跳着脚跑了。

我重新躺到床上，继续睡过去。第二天大清早林晓峰从临墙的外科值班室跑出去，从镇上一家木器厂拖了一个木匠来，要人家把护理值班室的窗户封死。封死！他嚷着。

春节后不多久，林晓峰就调回了市医院。走的那天正巧我休班，他来到我宿舍，默默坐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抽了半包烟。案头的一个盐水瓶子里注满了清水，里面插着几枝紫荆花，微微垂着。一屋子的烟雾缭绕里，我静静地看着他。我们的脸都模糊在烟雾里。

多年以后，我在大街上还遇见了他，清瘦的面孔依然俊朗，只是多了几岁的痕迹。还有一次，我过一个红绿灯的街口，无意中一回头，看见他就在不远的地方望着我。我们隔着如潮的人群静静对望了几分钟，恍惚间，又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小镇。

我喜欢在给别人静脉注射的时候，摸索着病人血管的流向和微微的跳动，那里有生命奇妙的温度。我体验着这种生命的脉动，用一个针头，灵巧地挑过去，以一个特定的角度完成一次次完美的静脉注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有微微的战栗，从心尖上滚雷般掠过。

我不喜欢做青霉素皮试。一次次稀释，得到合适浓度的皮试液，在病人腕部像蚊虫一样叮咬一口，然后默默等待过敏或者不过敏的结果。那过程显得无比冗长，而且充满了难以言明的不可知的气息。

几年后，我依然留起了长发，不用装成熟，小镇都已经接纳了我。病人来的时候，都习惯唤我：青。

我轻轻哎一声，答应。

我给他们量体温，属脉搏，测血压，清创，消毒，洗胃，治疗。然后送他们拿药去，或者出院。

一晃，10年，就悄没声地走了。

后来我结婚了。结婚的当年，丈夫就带我离开了那个小镇。

从此，小镇就成了我生命里的记忆，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春日下午，我慢慢回头，仍能看见一个叫青的女孩子，慢慢走在那个大院子里，那一蓬蓬鲜艳的紫荆花，正在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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