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高楼，是否逍遥楼？

摄影：王战飞

□莫菡栖

上次发表的《千年诗话逍遥楼》引起了一些诗词、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和兴趣，有人问逍遥楼前的《重建逍遥楼记》里不是说了还有唐代熊孺登、宋代张琮写的逍遥楼吗？尤其张琮的“太师龙蛇字”都可以证明颜真卿的字迹南宋时期就已经在逍遥楼上了，这两首为什么被排除在“诗话”之外？亦有人问到李商隐《桂林》一诗中的“西北有高楼”究竟是不是指逍遥楼呢？这三首诗，有两首明确指向逍遥楼，另一首则语焉不详，现在笔者试对这三首诗作进行分析，而李商隐作为重量级的莅桂诗人，《桂林》将作重点解读。

一、熊孺登《题逍遥楼伤故韦大夫》

利及生人无更为，落花流水旧城池。

逍遥楼上雕龙字，便是羊公堕泪碑。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六，收录了熊孺登的三十首诗，其中包括这首《题逍遥楼伤故韦大夫》。熊孺登，钟陵(今江西省进贤县)人，元和年间(806—820)登进士第，为四川藩镇从事，与白居易、刘禹锡友善，时相赠答，传世诗集仅存一卷，其中赠答应酬之作较多，有些诗句感情真挚动人，为时所传诵。

那么，为什么说这首诗写的不是桂林逍遥楼呢？

熊孺登曾游湖南观察使韦贯之幕，任湘阳判官，并在湖南写下《甘子堂陪宴上韦大夫》诗。韦贯之八世祖韦敻曾仕北周，封逍遥公。韦贯之任湖南观察使期间，河南、河北用兵致国用匮乏，朝廷因命盐铁副使程异出使诸道，督课财赋。程异所到之处，横征暴敛，命各地官员超额进献。韦贯之认为百姓负担已然很重，两税之外不应再横加赋税，拒绝了程异的要求。他因此获罪，被罢为洛阳尹，并卒于任。唐代逍遥楼非桂林独有，此诗当是韦贯之去世后，熊孺登登上某地逍遥楼———很可能是蒲州逍遥楼，该楼刻有唐太宗和唐玄宗登临御诗，恰合“雕龙”之意———看到逍遥二字，联想起出身京兆“逍遥”公房的昔日长官韦贯之的爱民事迹，因而诗中引用了三国名将羊祜堕泪碑的典故，借以缅怀韦大夫。广西当时为蛮瘴之地、贬谪之所，除非来广西做官或者游幕，否则文人大夫们一般不把桂林当作旅游目的地。史上亦未见熊、韦二人莅桂记载，故此诗当与桂林逍遥楼无涉。

二、张琮《逍遥楼》

神游八极表，乃是逍遥意。

因之以名命，何取漆园吏。

扁榜谁其书？太师龙蛇字。

弹压南容筦，江山倍增气。

心画如见人，像想有余地。

我来登斯楼，凛凛敬节义。

宋代张琮的这首《逍遥楼》诗，是最有迷惑性的，因为它聚集了与桂林逍遥楼相似的三个要素：楼名完全一致；诗中的太师和扁榜，指的是颜真卿和他题的逍遥楼榜书；而作者张琮，也与宋代两位曾任职桂林的官员同名。秦冬发老师在《“逍遥楼”与“湘南楼”释疑》一文中认为该诗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出任静江知府的张琮所写，但经考证，该诗与桂林逍遥楼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首《逍遥楼》的出处，最早见于《永乐大典》卷二三四四《梧州府·古今诗集》，引《容州志》若干诗作，其中名为“提刑张琮”的作者共有三首诗作，分别为《题经略台》《逍遥楼》《独秀峰》。这三首诗的地名，看似都与桂林有关，但实际上，三处地点皆在今天的容县，这在光绪版《容县志》里都有相应记载。而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一〇四中记载容州府景物，亦收录了逍遥楼和经略台：“逍遥楼在城之正南，经略台在逍遥楼之阴。”因此，本诗中“南容筦”，其实是指唐代岭南五管中的容筦(通“管”)。除此，作者在《独秀峰》诗中亦有“南容独秀峰”之句，可见张琮这首诗，写的是当时容州府的逍遥楼。

有读者可能会提疑问，提刑官是朝廷派出的“路”一级的司法长官，应该在路治桂林办公，会否跑到容县任职写诗？据《宋史》，隆兴二年(1164)七月移广南西路提刑司于容州，淳熙七年(1180)七月移广西提刑司于郁林州，也就是说，广西提刑司曾短时期内设在容县，本诗也很有可能作于1164—1180年之间。虽然本诗并非写桂林逍遥楼，但其中的“太师扁榜”，因为桂林和容县相近的地域关系和同属广西行政区的关系，极有可能成为桂林颜碑的来源，此是后话，留待下回分解。

三、李商隐《桂林》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

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

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

两首最像逍遥楼的诗作与桂林无涉，那李商隐的《桂林》没提到“逍遥”二字，到底跟逍遥楼有没有关系呢？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也是到过桂林的最大腕的诗人，这首五言律诗，是他于大中元年(847)离开长安，随桂管观察使郑亚宦游桂林时所作。关于这首《桂林》，历史上批注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名家，可谓各有千秋，但由于李商隐的诗作风格含蓄而朦胧，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笔者爱好古诗词，且因工作关系，对逍遥楼相关史料非常注意收集，尤其是“西北有高楼”一句，是否指的是逍遥楼，引发了笔者解读该诗的强烈兴趣。

这里的高楼，很多人怀疑就是逍遥楼，但问题是，逍遥楼在桂州城东北角上，“西北有高楼”好像并不成立，因此主流的看法是李商隐站在城上观景而成此诗。可是，东城的逍遥楼就不能位于西北了吗？不同的着眼点可能产生不同的视角，难道采菊东篱下，就不能悠然见南山了？

这篇解读，起源是笔者一厢情愿认定了“西北的高楼就是逍遥楼”，因此非常主观地把该诗的着眼点投向了高楼的东南方向。在此视角下，笔者惊奇地发现，所有疑惑竟然迎刃而解，诗的布局、结构也都更加工整而紧密，或许，这正是解锁《桂林》一诗的正确方式！

这个着眼点，就是訾洲。

据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訾洲在子城东南的漓江中，元和中(约817)，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在此“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东风融和，花卉争妍。有大儒柳宗元员外撰碑，千余言犹在”，同时收录了杨汉公和陆弘休的两首咏訾洲诗，其中杨汉公为桂管观察使，治桂时间845—847年，陆弘休为其从事。因此李商隐在桂期间，訾洲已为桂林名胜打卡地，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名资深文艺青年，他必定慕名前来，站在訾家洲头，极目四望，触景生情，写下《桂林》一诗。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他的视线，逐句倾听他的心声。

城窄山将压：李商隐在桂林时，桂林城窄到什么程度呢？据历代方志记载，唐代修城共三次，第一次是武德年间李靖修的子城，第二次是大中年间蔡袭所筑的外城，第三次是光启年间陈可环造的夹城，所以，李商隐看到的只能是子城。那子城有多大呢？“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也就是说，李商隐看到的桂林城墙，周长不到2000米，高度不超过4米，这样的规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无论是邻近巍然的独秀峰、伏波山，还是远处高耸的西山、老人山诸峰，势必都会对子城形成压制之势。

江宽地共浮：子城的确很窄，但实际上，漓江也宽不到哪去。据测，解放桥下的江面不过170米，即算唐代水域更广一些也不可能相去甚远，见过大江大河的李商隐大概不会为了对仗工整，就闭着眼说一条大河波浪宽吧？只有站在訾洲之上，看着漓江从西、汊河从东流过，这时的江面宽度达到400米左右，“江宽”方能实至名归。而訾洲，在《桂林风土记》及后世方志里，均载其“每经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彼时，李商隐站在江水潆绕的訾洲上，只觉得脚下的土地也随着江水一起浮了起来。

首联两句，寥寥十字，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桂林的城池特点和环境特征。

东南通绝域：第二句谈到了水，李商隐顺着漓江的流向，把目光转向了东南，思绪也随之远去。漓江在梧州汇入西江，最后在桂林东南方向的广州注入大海。所谓绝域，典出《后汉书·班超传》，意指极其遥远的地方(多指国外)。唐开元二年(714)前后，广州设岭南市舶使，是唐代唯一设立市舶使联系国外的港口城市。始于广州的“通海夷道”，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的连接，一条主要通道是湘江—灵渠—漓江—西江—广州，李商隐在第三句中，点出桂林在其中的重要枢纽地位。

西北有高楼：律诗的颔联必须对仗，因此西北方向的逍遥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李商隐的视野，逍遥楼在公元712年以前就耸立在漓水之滨，并因宋之问的两首逍遥楼诗声名鹊起，直至899年莫休符在风土记里，还记载了逍遥楼在子城之上。976年的《太平寰宇记》言“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轩楹重叠，俯视山川”，因此，李商隐看到訾洲西北方向的巍巍高楼，极有可能就是逍遥楼。李商隐在此巧妙地借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成句，这首《西北有高楼》全诗格调颇为失意，充斥着知音稀少的伤感。联想到李商隐《桂林路中作》有“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句，因此，该句还寄托了诗人对西北方向的都城长安的眷念。用典不露痕迹，落笔情境交融，体现了李商隐深厚的文学功力。

第三、四句组合成的颔联，已经隐隐透露出李商隐流落到通往绝域的桂林后，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悲凉和迷茫之情。

神护青枫岸：李商隐的目光从訾洲的西北转向了西南，明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二记载“青枫潭，在城南一里，漓水之最深者”。唐贞元十四年(798)，桂州刺史王拱为捍御漓江水势修筑了回涛堤，堤岸从城东南角起共五百五十四步(约850米)，显然这个长度包括了青枫潭的范围。李商隐在訾洲上看到的漓江西浒的堤岸，应是40年前建的回涛堤，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将之称为“青枫岸”。象鼻山附近水域又有龙潭，“在宜山之下，水月洞之西”(明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二)，其由来在《桂林风土记》中有记录：“龙朔(661—663)中，曾降天使，投龙于此。”投龙即把龙简投入深潭，是唐代皇帝热衷的活动，目的是祈求水神保佑，因此诗中的“神护”，当典出于此。

龙移白石湫：白石湫即今天的白石潭，在訾洲的北偏东方向。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记载：“白石潭水甚深，相传(灵川)县南二里许有蛟精塘，昔藏妖蜃，伤堤害物。南齐永明四年，始安内史裴昭明梦神女七人，云冠玉佩，各执小旗圭印，自言为荆楚以南司祸福之神，此方被妖蜃所害，今当禁之于白石湫。既觉，询其故，得之。先时湫水险急，舟触必败，乃为建祠秩祀，水遂平。”此七神女，即为大河乡七娘庙供奉金身的最初由来。李商隐在桂林期间，还作有《赛白石神文》，对此传说应有耳闻。

第五、六句组合成的颈联，从实景逐渐过渡到虚实结合，引入的神怪之说，更增添了作者对莫测前途的迷茫和困顿。

要特别指出的是，《桂林》一诗居中的颔联、颈联四句，为并列而非因果递进关系，分别对应了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个方向，可见该诗的对仗不仅仅体现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在整体布局上，也分别辐射与作者落脚点相关的四个对称的方位。这种处理方式，使整诗结构更加工整而稳定，更符合律诗的要旨，展现出李商隐驾驭古诗的不凡水准。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由颈联中的神、怪之说引出后，再展开描述桂林当时的崇神事鬼风俗。李商隐在桂林、平乐期间，写有《异俗·时从事岭南》二首，用纪事体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岭南地区信奉神巫的特殊风俗，其中有“家多事越巫”句，可见其普遍性。不独普通百姓迷信，包括当地的知识分子，也“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因此，李商隐耳中尽是不知何故而起，亦不知何时罢休的箫鼓之声，更觉异乡难以融入。

通篇来看，这首诗的结构有其鲜明特点，四联皆用对仗，中间四句辐射四个方位，看似四平八稳，实则经过了精心设计，诗人正是用工整稳定的结构来反衬漂泊难定的情绪。这首诗同时也体现了李商隐喜爱用典的创作习惯。短短八句诗，就至少用了浮洲、高楼、神护和龙移四个典故，或许还有笔者不知的隐晦之典，正是这些典故，让后人在解读时难以准确把握诗人的创作思路。

四、李商隐与桂林高楼

李商隐在桂林、平乐的时间不足一年，写了30余首诗作，关于高楼或高阁的描述，除了《桂林》，还有《北楼》《访秋》《思归》《晚晴》等，似乎对高楼情有独钟。

其中《北楼》一诗，有“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句，訾洲西北方向的高楼，是北楼的可能性也很大。《广西名胜志》云：“东江门有楼冠其上，唐时名东楼。”照此推论，北楼应当是子城北城楼。可是按《静江府城池图》《桂林郡志》《广西通志》等记载，子城并无北门，那李商隐笔下“堪北望”的北楼———只是相对东楼的位置而言———就是子城东北角上“俯视山川”的逍遥楼。

城墙东北角的楼说成北楼，看似有些牵强，却也并非个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道：“朔雪至(严)关辄止，大盛则度至桂林城下，不复南矣。北城旧有楼，曰雪观，所以夸南州也。”事实上这个雪观，《静江府城池图》画得清楚，坐落在余靖筑的北宋桂州城东北角上，而南宋末年李曾伯始筑静江府新城，起点正是雪观。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李商隐对诗歌起名比较随性，一些诗直接叫《无题》，另有相当比例的诗题就是从诗中拣两个字，并不提纲挈领，这也为后人解读带来了困扰，该诗不称《逍遥楼》而称《北楼》，也许正是属于此类。

从初唐宋之问到晚唐李商隐，从“北去衡阳二千里”到“此楼堪北望”，唐代的逍遥楼，似乎最大的功用就是北望，承载的都是无尽的乡愁。这也难怪，当时的桂林相比中原地区，的确蛮瘴荒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桂林逐渐发展成为西南会府、广西中心，而逍遥楼，也终将迎来属于它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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