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行程的良师益友 呼海洲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和延安日报的缘分一眨眼就有三十多年了。在这惶惶惑惑的三十多年里，这张报纸如同一艘船，载着我离开严寒酷冬驶向春暖花开的彼岸，支撑我在希望中得到收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路遥的一部《人生》唤起了一大批年轻人的文学梦。那时候，我在乡镇中学上初中。喜爱文学的我渐渐地淡化了数理化课程，一头埋进文学作品的书堆里。当时，在文学书刊并不丰富的乡镇中学，延安日报每周三第三版的杨家岭副刊就是最丰富的文学园地，有散文、诗歌、小小说，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陕北地域特色，成了我的“主课”。师银笙的《杨家岭的早晨》，高建群的《很久以前的一堆篝火》，杨葆铭的《鼠事》，田海涛的《绥德三日》，白生瑞的《正月的鼓声》，王天乐的《粉红色的回忆》等等，让我爱不释手，我千方百计把这些文章从报上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遍又一遍地读。至今，还能背出其中一些段落。同时，我也想象着自己的文章和名字有一天也能变成报纸上的铅字。

那段日子，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在60分上下漂浮，偷寄出的几十篇散文诗歌也渺无音讯。可我在语文老师跟前却逐渐吃香起来，他时常把我的作文拿在课堂上读，让我在失意颓丧中多多少少有了点安慰。清楚地记得，1982年快要毕业时的一堂语文课，语文老师微笑着走进教室，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他从教案簿里拿出一张延安日报，将我发表在杨家岭文艺副刊的处女作散文《童心》读给全班同学。那几天，我成了校园名人，老师说我是学校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同学们投来的目光都是满满的敬重和激励。那几天，我兴奋不已，接连好几个晚上都失眠了，走路节奏也变快了。那几天，捧着那张报纸反复看，觉得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后怎就那么好看，那么顺眼！1984年的秋季的一天，我正在山上照看果园。有人喊我说延安报社的两个记者坐着小汽车来看我。我急忙跑下山，在水库里洗了一把脸去见他们。摄影记者赵卫东、王学锋一见到我就说：“师银笙社长和报社的编辑记者知道你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写作，坚持给咱报社投稿，大家都很关心你。听说我们来采访，特意安顿来看看你。”他们激励我认真学习，坚持写稿。并告诉我师银笙社长和报社正积极争取和协调，把基层一批优秀农民作者、通讯员聘用进报刊和县广播站。句句温暖的话语，让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岀话来。

春节刚过，我坐着水库的拉煤车来到延安，从北关一路向南，一路向人打问延安报社的位置。在南关大街，终于看到了报社的大门，比我高一点的砖砌墙上，挂着一块比案板还小的木牌，写着“延安报社”四个大字。一排镰刀形状的平房上又顶着一排窑洞，简陋的报社和我心中那个神秘、圣洁的人才云集之地有很大差距。我小心翼翼地推开一间房门，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在办公，中间还搁着一个炉火正旺的小火炉，每个人的办公桌还没有我们工地会计的办公桌大。我向办公室的人打问文艺副刊编辑高建群，一个男同志从最后一张办公桌旁站了起来。知道我是谁后，他很热情地将左手搭在我的左肩上，微笑着把我介绍给大家，也把几位我早已熟知名字的编辑老师介绍给我：田海涛、徐来见、张春生、王天乐……

那时候，我的工作不稳定，时常做一些零工。冬天没活干的时候，我便时常坐上水库的拉煤车到延安，把写好的稿子送往报社。文艺副刊办公室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听高建群、杨葆铭老师谈论文学，看他们选改稿件画版样。下班后，两位老师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那时候，高建群住的是市场沟边区银行的一间平板房。每次去了，他的妻子高丽就边做饭边像家人一样向我问长问短，吃饭的时候还拿出酒来让我和建群老师喝两口。杨葆铭是延安老市民，住的是凤凰山腰自家老宅，窑洞前还有二层小楼，当时的生活条件在报社可能算是最好的。我跟他去挑水，他带我去新华书店看书，有拉不完的家常说不完的话，他与我谈学习谈写作，并把自己的一本词典送给我。1985年冬天，水库的一位司机看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帮我在水利局找了个通讯员的工作，一天能挣一块四毛八分钱的社会工资。让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利用这份工作中收发报刊的机会，读到更多的好作品。我刚工作没几天，延安下了两场大雪，大街上满是冰。一天晚上，高建群、杨葆铭、苏世胜三位老师骑着自行车，于冰天雪地里来看我，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坚持多读多练，并在我写好的稿子中选了两篇，随后分别在杨家岭副刊和世胜老师主编的《延安文艺》上刊登。

七十年来，延安日报从小报变成了大报，从周三报变成了日报，变得丰富多彩，美观大气，见证和记载了延安的沧桑变迁，推动了延安的发展进步。对我来说，自己的稿子也从豆腐块儿逐渐变成几千字的大篇甚至整版，在延安文学圈里也有了点小名气，得到了同事高看，领导器重，岀进单位大院也昂首挺胸。单位给我配备了摄像机、照相机后，王天乐给我介绍了电视台的曹明福、张延安教我摄像；王学锋手把手教我摄影，把我武装成水利系统的全能宣传干事。

从30多年前的小散文登上延安日报开始，我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延安日报的支持和一代又一代编采老师的呵护、扶持和帮助。要出散文集了，师银笙社长给我作序。中篇小说要在河南的一家杂志上发表，高建群老师搁下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天一夜给我改稿，并撰写了评论《呼海洲和他的〈在天一隅，在水一方〉》，随后和中篇小说一起在《大河》杂志刊登。要娶媳妇成家了，编辑记者王敏、孙文珍、黄志荣、于媛媛几天时间跑前跑后帮我搬家具布置新房，广告部主任谢安聪为我设计印发请柬。杨葆铭老师早晨五点就让妻子起床，去安塞给我接新娘，是引人队伍里最漂亮最有气质的家人嫂子，给我这个举目无亲的人在老丈人面前撑足了脸面。王学锋把祝福打在酒店楼顶的巨型广告屏上，让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穷小子总算有个媳妇有个家了。

三十多年的一路行程，延安日报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教会了我如何做文做事做人；帮扶我从失意颓丧、穷困潦倒走向意气昂扬、丰衣足食。延安日报的老师和编辑记者们就是我的家人、贵人，难分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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