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大儒

□韩浩月

提到饶宗颐,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北钱南饶”“北季南饶”,这也是个有意思的对比,很显然,北边有两位,分别是钱锺书、季羡林,南边只有一位,便是饶宗颐,按照武侠里的说法,饶宗颐先生这是“以一敌二”。

钱锺书说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能得到钱、季两位先生如此高的评价,说一句“饶宗颐是大师中的大师并不为过”。

关于饶宗颐,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不过这是个悬案,先说这句评价——“只要有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有报道说这句话出自金庸之口,也有记录说这是余秋雨说的。不管是谁说的,这个评价没人质疑过,观点就经得起推敲。

因为有了这个评价,可以顺着它思考——现在饶宗颐先生走了,香港怎么办?香港因为饶宗颐的去世,就会变成文化沙漠了?——这已经成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人们对于香港与香港文化的评价,并不会因为饶宗颐先生在世与否为标准。事实上对于这位大师的遗忘,是共同的、一致的、无可阻挡的。

被遗忘的不仅是饶宗颐这个人,而是他钻研一生、投入全部精力留下的文化结晶。饶宗颐先生真是全才啊,罗列他涉猎的文化领域: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诗词、书画,会发现多数都是冷门,都是少人继承的事业。饶宗颐曾开玩笑说,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如今游子进入天堂,他身后的背影,显得愈加孤寂。

饶宗颐去世,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再次说起“国学大师”这四个字。曾几何时,一些伪大师、伪国学盛行,使得“国学大师”成为一个有点儿尊严的人避之不及的帽子。当年有人纷纷争抢“国学大师”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的时候,饶宗颐既犀利又幽默地表了态,“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人去世后,“大师”的帽子纷纷送上,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被学术混子们争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饶宗颐进一步解释道,“‘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最有力的批评。

最近这两年,甚嚣尘上的“大师饥渴症”有所缓解,伪国学大师人人喊打。但总是有人忍不住“造大师”的冲动,比如网友曾有这样的提问,某活跃于既能搞音乐、拍电影、又能录制脱口秀、担当综艺节目导师的人,算不算“大儒”?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哪儿还有大儒的产生环境?哪儿还有大儒的课堂?把一名杂家称为“大儒”,表明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已经浅薄到了令人齿冷的地步。

真正的大儒时代早就结束了,如果饶宗颐先生还活着,勉强还能说大儒潜于世,现在这最后一位大儒也走了,我们也就只能在故纸堆里怀念大儒、想象大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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