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作家,现居北京﹚
见过王安忆老师几次面。一次是她与托宾在上海作协的对谈,活动开始前,她坐在小客厅桌旁,很多读者都拿着她的书请她签字,那时我抱着自己出版的《纸上王国》和朋友让我带给她的礼物走过去,她抬头问我:“你是想签字吗?”我说:“没有啊,我是想送老师一份礼物。”说的时候,全身其实是在抖的。除开我自己写的书,还有我对她那时候刚出版的《天香》的看法。我想她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对我来说却是十分郑重的。大一时,在我们学校的小书店,翻到她的《纪实与虚构》,从此沉迷在她的作品里,《长恨歌》《伤心太平洋》《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我几乎找遍她所有的作品来看。收获刊登她的《天香》,分上下两期。那时候我在苏州的建材工业城,周遭没有任何卖书和杂志的地方,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市区里来,挨个问报亭有没有最新一期的《收获》。《天香》从一开始就是吸引我的,她的语言有了变化,沉着质实,也勾起我写的欲望。但是当我把自己写的书给她后,心里十分后怕。我那样粗糙的文字,怎么能给她看呢?我希望她把这本书撂到一边,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起这件事。
我内心里是把她当成我写作上的“导师”。这些年来,她的小说、讲课、演讲、读书笔记我都十分熟稔。提到讲课,陆星儿曾经写道,她很好奇王安忆如何在复旦大学给学生上课的,“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坐在第一排,像个好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讲台上的安忆,又让我惊诧了,她这样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一句是一句。讲到重点之处,或交待比较复杂的人物,她轻盈地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还画出表现人物关系的图表。”她讲“逻辑”,因为对陆星儿用的就是这一利器,不断质问你的构思,为何是如此,而不是那般,常常在这般严肃的凝视之中,你的破绽都出来了。她虽然不写推理小说,但是却十分喜欢,她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了一整本《华丽家族》。
小说有它的逻辑性,自成一体,来不得一个偶然性的巧合。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是结结实实的,耐摔打。她最爱提到的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如何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以说是“耽溺”。
我最喜欢她写作的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三恋”、《伤心太平洋》到《纪实与虚构》,可以写到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层次,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也可以很大气,从历史的纵深之中追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作品读起来,的确是要细腻很细腻,要大气很大气,各方面都平衡得非常好。一旦过度,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细腻,如果过细,只是沉溺于描写那些细节,没有更多的提升,便真的只是琐碎了,无法让人融入其中;而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上,王安忆一贯都喜欢从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自己的思考,她来定义她关注的事物,并努力提炼一个可以界定的概念,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辨力,往往也会流露于硬而碎。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看王安忆的。写作上,我在模仿她,连行文风格都像她,连思维习惯都是遵循她的理论,这让我变得很焦虑。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看她的任何文字。王安忆有这样的写作之路,是顺应她的个性,然而这不是我的。我该如何吸收她的作品之外,能否开始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有一天下班,去万圣书园,又一次看到了她的书,忍不住拿下来翻了翻,是《发廊情话》,“这一间窄小的发廊,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借人家的外墙,占了拐角的人行道,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极为熟悉的一个开头,又一次把我拖进去。站在书店里,一气看了几个小时,心中充盈着昔日那种阅读的喜悦感和饱满感。对啊,我还是喜欢王安忆的,可是我也要走自己的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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