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红牌岂能将公车关进笼子

□成都商报评论员 曾茜

核心

提示

好制度收不到好效果，归根结底是得不到好的执行。中国很多限制公权的制度和法规都“败”于执行环节，这是因为执行者往往就是受益于公权私用的既得利益者，当然缺乏动力。

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现象。社会管理对“公车私用”的束手无策，逼得连本应安心读书玩耍的小学生都来出招，这已让我们这些成人的面子很是难看。但更难看的，是个别专家对孩子的天真建议推崇认可，竟问可否定为“国策”。

“给公车上红牌”，不是建议不够好，而是现实太糟糕。天真的孩子一定是将“公车私用”的监督权置于极其理想的环境之下，以为“看得见”即“可监督”，却未料到更多的公车私用是“看不见”的：一辆公车配多套车牌，公务活动挂公牌，私人活动挂私牌；一个官员有几辆公车，上班开公牌车，下班开私牌车……你随便出什么牌，他们都能轻松应对。

天真的孩子更想不到那些连我们成人听了都要倒吸好几口冷气的“公权变形”：遵纪守法的公众都以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人人平等，却惊见房叔房姐房祖宗们一人变出三四个户头晃瞎我们的眼睛；当恩爱夫妻为钻国家限贷限购政策空子玩出“假离婚”这等馊招时，却发现公权庇护下的叔姐祖宗们在全国各地轻松购置巨量房产让你等智商扫地……相对于早已有了七十二般变化的公权滥用现实，万千智慧不及其一，更别说“上红牌”这等小儿科，岂能奈何。

对公车私用，公众监督并非不热情：每到节假日开学日，酒店外、学校内、景区里，公众随手拍曝光“公车私用”个案，但公车私用年年照旧，从未减弱。盖因被曝光者多是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最多交纳使用费了事。“过轻”的处罚对被曝光者毫无震慑力可言，更休谈失于监督之外的广大公车私用群体。对公车私用，内部改革也不是没有：2009年杭州市规定市局（副厅）以下取消专车，实行货币补贴；2010年广州市试点GPS实时全程监控公车使用。但看似先进的制度和技术都没能扼制住“公车私用”的老旧问题，甚至眼睁睁看车轮腐败越滚越大，看诸多“监管”“改革”措施纷纷落败，为什么？

孩子不懂，但专家和我们都心知肚明：好制度收不到好效果，归根结底是得不到好的执行。中国很多限制公权的制度和法规都“败”于执行环节，这是因为执行者往往就是受益于公权私用的既得利益者，当然缺乏动力。

专家赞同孩子天真建议的“不理智”，实则代表着公众面对公权强势之下“为赋新词”的无奈退让。要根除这一众所痛恨的腐败，恐需更有魄力的顶层设计斩草除根。与其放任数量越来越多的公车以及变化多端的公车私用现象与普通公众玩监督与被监督的游戏，浪费社会资源，透支社会信任，不如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取消公车。中国香港、韩国首尔等地早有先例，保留极少量的公车，这样才能减少监督成本，更能制约公权纵欲，也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公众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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