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

七十多年前，华南大地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英雄辈出。原宝安县平湖红朱岭村出现的抗日巾帼英雄——刘家三姐妹，英名流传至今。如今，三姐妹中在世的只剩下二姐——我们的母亲刘燮芬。

母亲刘燮芬出生于1923年农历三月，1939年2月经大姐刘茜芬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她们在平湖党的负责人刘曼之的领导下，以红朱岭学校为立足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东莞抗日捷报，动员群众支前。1940年3月，母亲经党组织安排，报考东莞师范学校，下半年又转到东莞中学，一面继续学业，一面开展学校地下党的工作。在东莞中学，母亲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容克，并一度在容克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学校地下党工作。初中毕业后，1942年春，母亲年仅19岁，党组织决定她再考东莞师范学校，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发动全校学生成功驱赶了贪污校长。1943年秋，党组织安排她以教师为职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7月至1946年3月，由父亲和母亲一道主持中共东莞县委在大岭山区瓮窑村秘密组建的代号为“阳台山”的情报中心的工作。1947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作为中共东莞县委负责人，以母亲在宝安平湖红朱岭村的家为县委联络点，以教书、经商为掩护，组织发动党员，建立武工队，开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培养造就了母亲对党绝对忠诚、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工作严谨认真的优良品质。1953年，母亲怀着“革命者四海为家”的信念，随父亲举家来到了条件比较艰苦的广西南宁。几十年来，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克服长期病痛，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到离休前，母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195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离休后，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母亲一生没有叱咤风云的故事，许多平凡小事反映了母亲身上闪光的品质。1963年和197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母亲两次主动把调整工资的机会让给了资历比她浅的同志。后来，有好心人说母亲当年不该谦让，以至影响到离休后享受的政治待遇。母亲说她当时并非没有思想斗争，但是她一辈子都不后悔，“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1964年，母亲担任龙州县监察委员会监委副书记，一位女干部多次到我们家找母亲反映她的经济“问题”，母亲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倾听她的申诉。后经组织调查甄别，纠正了她的错案。四十多年后，这位干部在南宁偶遇母亲，依然十分亲热地问候母亲，真挚地感谢母亲。离休后，母亲撰写了革命斗争回忆录；八十多岁高龄，还坚持乘坐公共汽车，回原单位过党组织生活；汶川抗震救灾，一次就缴纳了2000元特殊党费；为正确执行国家的离休干部政策据理力争，将补发的工资全部缴纳了党费。

母亲常对我们说，她和父亲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战争年代，他们经受了考验。“文化大革命”，他们再次经受了考验。“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有不少“专案组”到南宁找父亲对相关人员的历史进行“调查”，有些“专案组”对父亲不按他们意图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满意。父亲说：“我只能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提供历史证明。”母亲很支持父亲的做法。事后，广东不少老同志写信给父亲表示感谢。原任南宁地委档案科长的母亲靠边站后，仍然十分关心各县县委档案室的工作。1967年底，龙州县委档案室被冲击，消息传到南宁的当夜，母亲打长途电话找到在县中学念书的儿子小州，用从事地下工作的语言，交代小州转告有关同志：“千万要保管好家里的东西。”

母亲在家里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要操持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我们6个孩子参加工作前的衣服还有父母本身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做的，记得当年我们经常晚上睡醒了一觉，还见母亲房间灯亮着，衣车仍在哒哒作响。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听母亲讲述东江纵队“红小鬼”的故事和父辈的革命经历，母亲还教育我们“革命者要四海为家”，教育我们要从小自立自强。我们兄弟姐妹6人，一人护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公社卫生院，4人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一人分配到外地工厂。5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其余的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分别担任主要领导或中层领导。在父母居住的机关大院里，许多老同志赞誉说：老容家的孩子全靠自己的努力拥有今天，在这个大院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老容家家风好，家规严，家教有方哦。

母亲今天依然健在，已经92岁高龄，有着76年党龄，是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我们为母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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