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纸上的花朵——《折扇》简评

江永，地处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南岭的群岭之中。“道道山岭把隶属于永州的江永县紧紧地含在群山之下、丘陵之上。这里，曾经是瑶族的主要居住地。秦汉以来，随着大量汉人的进入，有些瑶族同胞向更远的西南迁移。有些人继续留在当地，过着曾经的生活。瑶汉混居，通婚，交友，日久，从相貌、言谈之中，已很难区分谁汉、谁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艺术家来到这块人类生存的“边缘地带”，探寻研究世上唯一的一种专属于女性的文字女书。所谓的女书，就是这里的女性创造的一种只有她们中的一些人能写能读的文字，她们把女书以五字或七字类似唐诗那样的句子（不押韵），写在手帕上、折扇上、纸上，托人带给结交的姊妹，诉说各自的“可怜”。或者，在农闲之余，几个结交的姊妹坐在溪边，用女书唱出生活的不易，排遣心中的悲酸。因此，在当地，女书也有另外两个名称“诉可怜”“眼泪之书”。

劳动创造历史。这里的女人在文明的道路上，另辟了一条精致的小路。女书的字形带有浓郁的女性气息，淡雅娴静，如一个个美丽的花朵，开在纸上、手帕上、折扇上，抒发着生命的清香。

生活的艰辛，内心的苦闷。于是，她们创造出了一种排遣的方式。但，这只是女人内心的秘密，抑或是某一种抗拒，坚忍、决绝并死后焚书。千百年来，她们口传心授，秘不外传。

女书走进文字史料，已是1931年。但走进大众的视野只是近年的事。由于天然的排他性，前去研究或创作出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并不多，《折扇》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这也是第一部描写女书及其自然传人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折扇》以诗意的文字、散文化的描写、小说般细节的雕刻、跨文体的写作手法，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学水准，如同《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忧郁》一样，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折扇》有如此的文学成绩，这首先得益于作者唐朝晖来自湖湘，自发的使命感，天然的亲切感，加上他优雅的文风，与女书有天然的契合，使他轻松地、毫无障碍地就走进了女书的世界、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人何艳新老人的生活。三年间，他数度来到江永，他用脚步丈量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用凝满感情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他用心倾听着这里的每一声叹息。然后，他用一个个精雕细琢的字和词筑就了《折扇》。女书之于他，就像是“西海固”之于张承志，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之于帕慕克。

《折扇》是作者以心为笔写就的。无论是走在江永的田间小路，还是站在历史维度，作者都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甚至不是记录者，他就是当事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与女书融为一体，他与何艳新老人融为一体，透过文字，我们仿佛听到了老人嗔怪的语气，感受到了老人平静的呼吸声。作为不能用虚构的情节和技巧来提高阅读快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写作的态度决定着作品的高度。

相比《折扇》主人公的故事，更能打动读者的是《折扇》的文字。如果说，女书是开在纸上的花朵，那么，《折扇》的文字就是跳跃在纸上的音符，互为辉映。“在回村的路上，天快黑了，时间收走了阳光，它试着喊回一天来流传在天地的事物，太开阔了，终究有些东西隐藏在石头的下面，植物的根茎里，蝴蝶的翅膀下，等黑夜来临，它们发着光，照亮村里的路。”

就本质而言，文学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就文学的历程而言，十九世纪是故事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技巧的世纪，新世纪以来，语言的丰富机智和跨文体写作成了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旋律。如同中国经济亟需“转型升级”一样，中国文学也正走在“转型升级”的路上，在这方面，唐朝晖显然已经上路了，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标志便是这部《折扇》。尽管唐朝晖自出道以来，作品以文字优美著称，但《折扇》较他以往的作品明显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预示着他进入到了一个作家难得的“创造性写作”期。《折扇》将是他的文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会是一部将陪同女书传世下去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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