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0年夏天，我在梧州教育学院脱产读中文专科，《梧州日报》举办一个短小说征文比赛，我写了一个清洁工题材的小小说，题目叫《阿漏》，发表了，还得了一等奖，奖金有五百元，相当于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我兴奋地请同学吃了几餐。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自然投稿，谁都不认识，评奖的老师更不谈不上认识了。此后，我的大多数业余时间就交给了小说。只可惜的是，我这人性子比较慢，小说也写得慢。

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是发表在《广西文学》的《暮色苍茫》，后来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这个作品反映的是转型时期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教育现实：地方经济文化落后，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物欲的喧嚣带来了校园象牙塔里教师们灵魂的普遍躁动，尤其是“官本位”的传统恶习仍然对中小学校带来严重的毒害等。我以“新写实”的表现手法塑造了“赵柳彩”这一名普通而又不一般的基层女校长的“女强人形象”，通过对基层教育弊病的审视，带动读者去思考当时中国教育滞后的根源，这根源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其中毒素所长期郁结而成的社会心理痼疾纠缠。后来我又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教育问题的小说，有《酒殇》（《人民文学》刊登）、《片长》（《广西文学》刊登）等。

我其实应该感谢文学，因为文学创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为写作而于1994年从一位教师改行到文联工作。我因此而接触一些基层的“官场人生”，为此我写了一些反腐小说，当然，比之《大雪无痕》《抉择》《国画》等作品还有差距，但对我而言，在人性思考上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突破，发表在《广西文学》上的《对手》《骨折》等作品就有所体现。《对手》反映的是“我”在拥有不义之财，在取得所谓的“尊严”之后，其实并没有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相反它使人在精神上日愈颓废、灵魂迅速枯死，活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作品通过“隐喻”的方式试图告诉人们：哪怕就是在人性可以极大解放自由的当下时代，人也不可以为所欲为。每个人都总会有他自己的“对手”，而人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我的贪欲。而《骨折》里所反映的是基层权力对于社会的骨骼作用，腐败是从根本上损坏了基层社会的骨骼，而支架的散去，人的尊严不再，那么，社稷坍塌则是不想而知的事情。

身处时代的生活热潮中，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切入时代的精神脉搏，发现时代精神的痼疾和病痛，张扬更加美好的人生处境，营造真正的心灵人性栖居地，这已然成为了所有时代作家的创作良知。近年来，我比较注重本土基层社会问题的“审视”，发表于《特区文学》的中篇小说《余地风波》就写出了当下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和艰难性。小说讲的是以张喷、卢果为代表的余地屯众村民的荒诞无聊的生活故事，叙述了他们在富裕起来之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张喷开始赌钱，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卢果每天只知烂饮烂醉，无心经营家业正事，他们俩打架、无事生非，最终变成了一对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的“现世活宝”，他们受人捉弄，同时还自贱自虐，以至于活到最后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反观村屯里其他人其实也一样，余地屯变成了一个“有钱的穷村”――道路没人修，学校变成了赌场，到了收八角季节的晚上，赌鬼、“小姐”在村里瞎转悠……最后发展成，张喷和卢果在一次醉酒后无聊到要相约去寻死：一个喝农药，一个要上吊。《余地风波》试图引导人们对于本土问题的一些思考：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出路何在？或者，没有精神文化参与的农村经济建设到底能走多远？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对于社会精神的审视和担当。

一路走来，我知道在这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里，直到目前为止也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或者成功，相反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不足与遗憾，但同时我也知道，在“民主性的审视社会生活的目光”中，我其实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探索。此外，我还有其他一些曾经构思过的小说，它们有的已经写出来，有的即将要写出来，有的或者永远也写不出来，但这对于我来说，其实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地重要，我认为它们存在过，这已经足够将我的生活点缀得缤纷绚丽――它们像夜晚挂在天上的星星，会一直闪烁在我思想的夜空里，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的创作之路，乃至我的往后余生，都不会感到孤单。文学创作就是一次长跑，好的作家在最初的路程当中都是不争第一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积累，在这场长跑快结束时的冲刺阶段，就是他决胜的时候。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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