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追星现象沦为社会主流

去年以来，合肥这个地方迎来了诸多明星。于是，在许多一线城市发生的追星现象也在我们的眼前真实地发生了。某中学女生，在宾馆门口站了一宿，只为能够看见心中的偶像麦迪；几百个读者，排了3个小时的队，只为得到郭敬明的一个签名；还有一名小伙子，从大别山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就是想亲眼看看刘谦的魔术。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偶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追星可能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只是有的人追得内敛含蓄，有的人则追得狂热直白。什么事都有个度，追得过头了，心理上就属于病态。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几年前甘肃兰州出现过一个疯狂“追星”族杨某，自1994年开始迷恋刘德华后，便一直不上学、不工作，做起了全职追星族。而她的父母为遂女儿心愿，不惜倾家荡产，卖屋卖地及借贷，最终其父为此事跳海自杀酿成了悲剧。

追星追出了人命，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

早在2005年，我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敬爱的“人民作家”巴金先生在那一年离开了我们，《新民晚报》发了消息：“下午3时至4时左右，约有3000多人参加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 ”而就在2个月前，红极一时的小品演员高秀敏也不幸去世，当时新华社发了一条一则消息：“吉林省各界群众及部分影视界人士近万人前来为高秀敏送行。 ”

数字往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折射的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同时，数字往往又使我们扼腕、尴尬。

巴金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举世公认，姑且不去历数媒体上出现的众多头衔，什么“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什么“鲁迅扶棺最后一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人”，单以一部历时八年完成的 《随想录》就足以奠定他的文学大师地位。巴老的文字和人生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通，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价值，更是一种不朽的精神。尽管巴老的仙逝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但当我看到出席追悼会人员的数字，又联想到高秀敏追悼会上人员的数字时，还是产生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了缺陷，一味地崇尚金钱、追逐明星，而放弃了文化、思想深处的行走。试看今日芸芸众生，不要说坊间里肆，就是堂堂的高等学府、学界同仁，又有多少人能够远离世俗诱惑，潜心于学问的研究?！

记得今年初的省“两会”上，关于文化强省的探讨，代表和委员们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其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认为政府在“文化强省”的建设中，应注重引导和树立群众的正确文化观！

君不见媒体上到处露脸的“专家”、“学者”在为我们的厂家做产品推介，有的还冠以“学部委员”的头衔。试想，在这样一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氛围下，怎么能够期盼产生“诺贝尔奖”的得主。

当然，我并不反对追星，更不反对文化现象的多元化。早在西周末年时，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和思想理论，春秋时晏婴论 “和同之异”，孔子提出“和为贵”，孟子提出“人和”的思想。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允许多种文化并存。

可当追星文化成为社会主流了，那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李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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