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劲松共和共和一词以及共和政体有学者指出最早出现在

储劲松

共和

“共和”一词以及共和政体，有学者指出，最早出现在约公元前2371年古代西亚的阿卡德王国，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的罗马。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41年），《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从史料可以看出，虽然其词义以及政治体制不尽相同，但大体相似。

周厉王姬胡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出名的君主，他出名的原因不是治绩和仁政，而是暴虐、贪财，特别是禁止百姓“讪谤朝政”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终于忍受不了起来造反，姬胡被迫出奔到彘地，最后死在那里。这个时候，周朝一片混乱，周、召二公力挽狂澜，出面主持朝政，收拾残局，实行“共和”。“共和”政体一共实行了十四年，直到周、召二公拥立姬胡之子姬静为王（周宣王）为止。

《史记》对周朝的“共和”语焉不详，估计是贵族会议决定国家大事的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民主制度的先驱。

春秋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则说厉王出奔后，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即共国的诸侯王，名叫和，他代摄天子位，史称“共和行政”，这与《史记》的记载不同。

千载悠悠，史实无从稽考。所谓的史书，其实也是挂一漏万的记载。修史如修路，修成一条大道，从前的千万条小道就被荒草淹没了。焉知真正的史实不在那榛莽小道之中？

史书，石室金匮之书，藏之秘阁，宣之万代，可谓书中之书，籍中之籍，典中之典。史家的权，生杀予夺，褒是贬非，盖棺定论，无从翻案，大过帝王，是皇中之皇，帝中之帝，王中之王。

诗人刘邦

前人编汉代诗，多置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于首篇。我想这不仅因为他是开国帝王的缘故，更因其雍容风度、沉雄意气，完全可作汉诗的壮美开篇。

《大风歌》又名《三侯之章》，是刘邦御驾亲征讨伐淮南王英布叛乱时，顺道回沛县故乡与家乡父老欢饮歌舞时所作。《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小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

刘邦死后，故乡沛县也为他立了庙，《大风歌》则被朝廷定为沛县高祖庙的祭祀歌。按《史记·乐书》，“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这个命令，应当是吕雉下的。在古代，祭祀山川上帝和列祖列宗是天大的事，后来汉武帝作《郊祀歌十九章》，所以我以为，《三侯之章》这个文绉绉的雅名是汉代文人取的，以与《郊祀歌十九章》的“文乎其辞”相匹配。“侯”，与“兮”一样，是语气助词，《三侯之章》也就是《大风三章》。

刘邦这首诗，只有短短三句，用词直白朴质，却无疑是神来之笔，诗中上品。诗有浓烈的楚风楚味，其中的帝王气魄与慷慨悲凉，他人是无法比拟和体味的。相较于汉乐府民歌，汉代文人写诗很少，后人把以《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作为西汉文人诗的标志性作品。以匹夫提三尺之剑坐上天子宝座的刘邦，一贯轻视文人儒士的刘邦，竟然因此成了诗人。

《大风歌》里，有乱世起兵一统天下的得意自豪，有富贵还乡父老齐聚的欢乐荣耀，有良将乏人江山动荡的焦虑恐惧，辞气沉郁悲怆。其时，刘邦的江山还没有坐稳，韩信、彭越造反被诛，英布、陈豨正在叛乱，卢绾反相渐明……他对于自己能否守住江山还没有把握，为此深感忧虑不安，所以《史记》说他唱《大风歌》，“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

刘邦还有一首《鸿鹄歌》存世，诗云：“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史记·留侯世家》）比起《大风歌》，后来的这首《鸿鹄歌》的调子就更低沉了。诗是刘邦病重中写给他心爱的女人戚夫人的，说的是“商山四皓”力保太子，太子已经羽翼丰满地位无法撼动，他没法让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当太子了，并且，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死后戚夫人和如意的悲惨命运。以天子至尊，无力保护自己的娇姬爱子，天下最悲哀的事有甚于此者乎？

刘邦的两首诗歌，一首比一首悲壮苍凉，人说“愤怒出诗人”，其实沉郁悲凉更出好诗。刘邦作的诗或者说作的歌，估计不止《大风歌》《鸿鹄歌》这两首，但通过《史记》等典籍流传下来的仅此二首。以刘邦的才华和气象，若非无赖而又帝王，假如以儒为业，必能以诗名天下。

述往思来

史书厚而重，作为每日的消闲，再忙再累也要读几页。烽烟满纸，悉成山海传说，文治武功，尽作野叟曝言，多少人，多少事，多少成败是非，都化作了时间的灰烬。读深了，看懂了，人轻如羽，淡如菊。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说难》《孤愤》，包括他自己的《史记》，“此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石室金匮之史书，其功用，太史公一言以蔽之：述往思来。

然而我等草野细民，不单“封狼居胥”的少年壮志不存，连“思来”之心也渐渐与草木同秋了。浩瀚历史，万千气象，只当秋水文章来读便好。史书是最好的书，马齿越老，人齿越少，越以为天下最精妙的文章就是大史家的名作。那一团团的秋水气息，会把读史人的心慢慢地淹化成大海，苍苍然，茫无际涯。

智与刑

司马迁遭腐刑大辱，班固《汉书》为其作传，评曰：“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话音刚落，班固就因为教子无方，被仇家所告，瘐死大狱。范晔《后汉书》就此评论道：“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然而范晔的命运更惨，被人怂恿着造反，弃市不算，还株连到子孙，落个逆子贰臣的骂名，连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都斥其为“罪人”，砍头途中，还披其颊唾其面。沈约《宋书》说他“利令智昏”，李延寿《南史》说他“何利害之相倾”。前四史的作者，命都不好，相比较而言，撰《三国志》的陈寿算比较好的了，虽然一生仕途蹭蹬忧郁烦愁，到底是自己病死的。

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无一不是世间罕见的良史之才，其知识足称博古通今，其智慧足以经世致用，然而虽为明哲，却无一能够保全身家，可知大智慧者未必人生大团圆。司马迁遭受宫刑，世人都称其冤；班固死于大狱，业障有一半是自己做下的；范晔弃市，则基本上是咎由自取。

读史到此，不免合书望月而长叹息。古人云“虞卿穷愁而著书”，信然。自古薄命的不止是红颜，才子也如是。才情过高，天也厌之，神也厌之，鬼也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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