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的回忆□ □ 方汉君

我从小就喜欢诗，但真正写诗还是从故乡老阁楼上开始。

那是1979年，很多复刊的文学杂志深深吸引着我。我一边准备高考，一边糊里糊涂地写诗。老阁楼上堆满杂什，有人说见过美丽的“狐仙”，所以无人敢住。但我不怕。家里太挤，阁楼离家不远，于是我搬去一张床，就住了下来。因为静谧，即成了我的安心之所。阁楼上老鼠多得上蹿下跳，我拿来一张白铁皮，一有动静，就“咣啷”几下，老鼠也就没了踪影。

其时，一个邮递员对我很好，在他分发报刊前，我往往能囫囵吞枣、先睹为快一番。两年高考无果后，我成天幻想在大湖中间拥有一间自己的小茅屋，白雪飘飘，渺无人迹。我站在小屋边，一边远眺荒凉湖野，一边静静写诗……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直占据着我的内心。

1981年11月，我来到一家离大湖不远的企业，从工人做起。白天上班辛苦，晚上倒头就睡。往往是半夜，冒着寒冷独自走在星光下，我总忧虑着自己的前程。后来，我还做过保管员、会计和业务员。三年后，我走上了基层政府的“文书”岗位，做一系列琐碎无趣的工作，如收账、兴修水利、调解和计划生育等等。那些年，我已无暇写诗，只能偷闲读读诗。

经过内心一次次挣扎，我终于辞掉“文书”工作，选择了“出走”。1986年冬天，我来到远离故乡的黄山脚下，在静谧的夫子湖畔，就职于一家华侨公墓。黄山几年，偏居一隅，白天工作，晚上安静阅读，且阅读量很大，古诗、外国诗、小说等，不一而足。我每天躺在小床上读书，累了，就出门眺望朦胧的远山和眼前一汪静静的湖泊。

置身于这样一个人间仙境，我写了很多诗。得益于诗人沈天鸿的热心帮助和鼓励，让我对诗有了一个理性认识。在黄山，后来我有幸认识了诗人阮文生和祝凤鸣。阮文生的诗与他本人一样，给人踏实、冷静和优雅之感。而祝凤鸣的诗，则使我打开了另一扇敞亮的心窗，既通透、清澈，又给予灵魂的震撼。我很喜欢祝凤鸣的诗，我俩也时常流连于山水间，探讨诗歌，这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这几年，诗，成了慰藉我孤独心灵的清泉。

一个年轻人呆在大山，终归不是一件事。1989年春节后，我把黄山的书辗转搬到合肥，开始在合肥生活。合肥工作几年，总是在安徽、北京之间穿梭，忙碌之外，读诗和写诗依旧是我的一种习惯。1991年夏天后，我在合肥、南京、广州、深圳间辗转后来到海口。在海口几个月，一有空我就往图书馆跑，精神抖擞的样子。冬天我又返回深圳。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印象里总是凄风苦雨，但心态很好。凭着坚韧，我在深圳呆了下来。

1996年6月，我开始做人寿保险推销员。边营销，边写诗。有时在等待客户的煎熬中，仍不忘从包里拿出某个外国诗人的小册子抢读一下。哪怕白天行销很累，一回到家，我也要与诗对话，求得一点内心宁静，一直到2002年底。7年营销生涯，是我人生极为宝贵的经历，现实反照着诗歌，也使我对诗及人性的理解更加宽泛。

葡萄牙大诗人费尔南多说，人是“时光的囚徒”。有时，我就是一个“内心的囚徒”。我想，物质匮乏与旅途艰辛，虽不时会滋扰心绪，但我最终还是会平静下来。因为有诗，有音乐，有电影，有好书，也让我看透一切，又看淡一切。

我一直欣赏“一气呵成”和“行云流水”的诗歌，在我看来诗无论长短，如果在阅读中不能品到音韵美感，势必味同嚼蜡。有时，我默读着别人推介的所谓“好诗”，却不忍卒读，原因之一就是过于雕琢，令我感觉这些诗就像一串不断掉珠子的项链。说到底，无论怎样，一首好诗还应具有“真正的完美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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