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刘伯山

马年春节前夕，在合肥工作的刘伯山老师回乡过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过年期间见面叙叙。刘老师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主编《徽学丛刊》。作为一个徽州文化爱好者，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高兴。

说起我和刘老师的交往，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刚参加工作。1985年3月，我将一篇文章投到《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不久编辑部来信说，文章决定刊用，但要作一些修改。一天，刘老师从屯溪坐车来祁门和我一起改稿，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在徽州地委讲师团暨地区社联工作，主编《徽州社会科学》杂志。由于刘老师的帮助，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徽州社会科学》上，同年参加中国科协等部门开展的“全国青年乡土调查与整治规划对策论文赛”，获得三等奖。刘老师与我同龄，大我月份，说话直言快语，睿智潇洒，这让我们一见如故。自此以后，我与刘老师开始了长达30年的亦师亦友的交往。他经常将自己编辑的刊物赠送与我；我去屯溪出差，有机会便上门向刘老师请教。通过与刘老师的交往，我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化方面的知识，也知道了“徽州文书”这个名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爱上了古瓷收藏，刘老师要我利用与古玩商贩熟悉的有利条件，了解徽州文书有关信息，一起加入徽州文书的收集与抢救。我知道刘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收集了大量的徽州文书。他将自己收集徽州文书的经验告诉我：“收藏徽州文书要尽可能地保持文书的归户性和完整性。收藏要有目标，要了解藏品背后的信息。”开始收藏时，我发现徽州文书是一座蕴涵各种元素的巨大宝藏，若是漫无目的地收藏，必然会事倍功半。针对当时市场上散契众多的现象，我决定专题收藏。古代徽州儒家礼教思想十分兴盛，在徽州文书中，除了山田契约外，其他如民间婚嫁习俗文书、互助融资的“会书”“卖身契”和“继书”也很多。因此，我将这些品种作为收藏的重点。经过多年的收藏，目前已收集的各类婚嫁文书、卖身契约、继书和会书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别是卖身契约和继书等，种类较多，收藏数十份。从明代到民国末年，时间跨度达数百年。我还曾经将收藏的卖身契文书等藏品与市内几位收藏爱好者一道，于癸巳年春节期间在徽州文化博物馆举办了“徽州女人”藏品展览，获得了参观者好评。

2004年8月，刘老师放暑假回乡，在他屯溪的住处我们又见面了。原来在2001年，我从祁门调到屯溪工作，而刘老师却于一年前调到他原来读书的安徽大学工作。刘老师虽然调到合肥，但他没有忘记我这个朋友，没有忘记我这个徽州文化的爱好者。这次刘老师回来正在为《徽州文化研究》一书组稿，针对我收藏的徽州文书资料，又是在金融部门工作，建议我写一篇古时徽州“打会”方面的文章。“打会”又叫“邀会”，在以前徽州民间十分兴盛，它以亲友为纽带，结成相互信任的组织，是徽州民间互助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充分体现了古时徽州人的信用观念和聪明智慧。在这篇文章写作时，刘老师不仅向我提供了他收藏的会书资料，还在写作方法上进行指导。我将初稿交给刘老师后，为了将会书内容更直观地表现出来，他建议我将众多打会人每年“得钱”和“缴钱”的数字插入图表进行说明，结果表达方式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这篇《从一份民国三年会书看徽州民间“邀会”》的文章在刘老师的帮助下，发表在2004 年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第二期上，并引起一定的反响。通过刘老师的帮助和鼓励，自2005年起，我将收藏的古瓷和徽州文书与徽州文化丰富的内涵相结合，不断挖掘丰富的徽州民俗文化，写出了多篇相关文章，并陆续发表在本地报刊及网络上，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和业余爱好。

正月初四晚上，我与刘老师如约相见。他又给我带来了《徽学丛刊》杂志，同时对我下一步写作提出了目标和任务。相见是美好的，相见是动力和鞭策。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和传播，离不开像刘老师这样执着的人和他那种坚持不懈、诲人不倦的精神。

□束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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