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地委大院那段岁月

王永福

坐落在小璜山南面的宽阔院落，烟台人惯称的老机关大院，是当年烟台地委机关所在地，几幢两三层小楼，分别曾为地委和专署的办公楼。虽然后来地改市变成市委机关，新世纪迁往莱山区，依旧有人称那里为地委大院。

整个地委大院，掩映在高高的白杨树下，院内建有花坛，春夏季节，树绿花艳，真可谓机关在园林中，园林在机关内，环境优美宜人。

自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笔者在这里工作长达十四五年之久，青春年华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留下深深的记忆，对院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件往事，永远铭记脑海里，每每忆起，就会像电影镜头似的呈现在眼前，从一些老领导身上受到的传统教育，更是终生受益。

烟台是中国的革命老区，素有“胶东小延安”之称，一些担任过地委主要领导人乃至部委办局的领导，大多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经受过战争的洗礼，身上始终保留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我们这些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年轻人，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的思想作风特征。我调到地委机关工作后，担任过地委写作组长和报道组长，因工作的关系，有机会经常接触上层领导，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办事风格。一次因送审一篇反映地革委领导工作的文章，直接送地革委主要负责人、军代表陈福胜副军长审阅。那时陈副军长虽然在地方担任要职，但依然在毓璜顶的将军楼办公，门外还有战士站岗，面对这种阵势，我这个刚出大学门不久的“三门”干部，忐忑不安地进入室内，通报过姓名后，就拘谨地垂手而立，陈副军长接过文章后，立即和蔼地挥挥手，让我坐下，并告诉我桌上的水果随便吃，后他边抽烟边看稿子。我原以为他只是走走过场，匆匆看过就会签字放行。出乎意料，这位身经百战、行伍出身的“大老粗”，看稿子像研究军事地图似的慎重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一支烟吸完，将另一支插在烟蒂上接着抽，足足看了有一个小时，才签字认可，这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一件事，让我受益匪浅。上世纪70年代初，我写了篇反映全地区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稿子，送到地革委常委会议室审阅。正在召开常委会议的领导让我当众朗诵稿子，他们边听边提意见。记得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些口号文字，什么“胶东大地无冬天，地冰三尺照样干”，什么“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一片”，有的领导当即提出去掉这些空洞不切实际的语言文字，地革委领导黄岗特别指出：“夜晚灯火一片，你看到灯下有没有人在干活？”要实事求是！

这些地委领导不仅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十分注重看书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初，刚从省委办公厅调到烟台任地委书记的王济夫同志，搬家时从济南的家中运来满满的20多箱书籍。从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口中获悉这一消息后，引起我这个新闻工作者的浓厚兴趣。通过深入了解，得知这20多箱书，有马列著作、历史著作、科学著作，还有大量文学作品，而且王书记已阅读过其中许多册书，书页上留下大量的眉批和旁批。由此我联想到旧社会的官员乔迁，车装船载的是金银珠宝和文物字画，而这位新任地委书记，带来的却是书的“家当”，令我感佩不已。再联想到王书记上任之初，在全区召开的农业、文艺和新闻工作会议，亲自研究修改大会报告稿的事实，我一气呵成《地委书记的书籍》的随笔文章，发表在1982年《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专栏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当年的地委机关，充溢着政治平等、思想解放的氛围，不存在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问题，风清气正。笔者长期工作过的地委宣传部，从部领导到一般干事，大家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没有高下尊卑之分，相互一律同志相称，几位部长见面也不称职务，都是老王、老董、老李地叫着，没有隔阂。部里召开会议，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关系如旧。因此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大家都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当然也不可否认，“文革”后期，“左”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记得当时一位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说了错话、办了错事，部里开展批评时，我发言时依然称其为“同志”，事后有位部领导提出严肃批评，说我没有站稳立场，可那位被批评的同志事后却心怀感激，说我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对待。

那一时期，机关的后勤服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能搞特权，大家一律骑自行车上下班，领导出行也没有什么“专车”。记得当时只有在地方任职的军代表陈福胜副军长有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其余领导用车不固定，由机关“小车班”根据工作需要统一安排。记得有一次地革委政治部主任刘建生同志，到我们在乳山县山西村的“四好”初评工作队检查指导工作，从烟台坐苏式吉普直达公社驻地，然后徒步进村，生怕乘小车脱离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只要工作需要，即使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有紧急采访任务，也可直接向小车班要车，一切以工作需要为准则。

那时机关打长途电话，也控制很严，只能自由打内线电话。如果向机关外打电话，就要通过机关总机登记在案。我作为地委报道组长，工作特殊，经常要与济南、北京的新闻单位以及下属的县市联系工作，每次都要经过总机外转。记得第一次打长途，总机首先问姓甚名谁，对方没有听清我的名字，我回答一句“就是永远幸福”，那位女士开玩笑说，“你还挺迷信的”，我接着说，“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永远幸福，这怎么能叫迷信”，只听电话那头发出爽朗的笑声。

当年的机关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下乡同群众一起劳动。中央和省里有什么工作部署，每每要组织机关干部下去进行调查研究和进行试点工作。春播、夏管、秋收、冬季水利建设，机关都有支农任务，到困难地区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有时为了不打扰群众，我们就集体睡通铺，起火自炊。有一年，地委从各部委办局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赴莱西县（当时为烟台地委管辖区）的姜山和夏格庄公社的几十个村庄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作，帮助村里发展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一干就是一年。我作为工作队的秘书，除了陪带队领导跑面和开会，平时也住在社员家，亲身体验了那段日子的艰苦。清晨同社员一起下泊劳动，中午自带干粮，休息在地头，晚上日落才收工。每天同群众一起挥锨抡镐，挖土开渠，工作队的同志脸被晒黑了，手上起了老茧，真正同群众打成了一片。工作结束，要返回烟台时，村干部带领社员敲锣打鼓，送了一程又一程，眼含热泪，依依惜别。

当年整个地委大院，谁也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即使机关礼堂有文艺演出节目或者看场电影，也是按人头分票。一次我爱人携儿子到机关探视，部里的有关同志特地从下乡的人头中挪出两张票予以关照，小儿子晚饭后，急匆匆地要去占座，我告诉他，城里没有农村的占座习惯，不分入场先后，一律对号入座。

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晚上在地委礼堂看文艺演出，我就坐在领导的后一排。一位副专员演出前，情不自禁地划火抽烟。礼堂的管理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只见那位领导歉意地笑了笑，马上将烟掐灭。想不到这时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站起来，厉声告诉那位管理员“这一排你不要管！”我此时此刻的反应是，“这一排为什么不能管？”此情此景激起了写作灵感，随即构思了一篇杂文，题目就叫《这一排不能不管》，阐明管好“这一排”是管好其他排的关键，提醒领导身边工作人员，不能以领导特殊为挡箭牌，筑起一道无形墙，把领导与群众隔离开来。杂文在1980年8月份的《人民日报》副刊头题发表后，当时还在北戴河休养的人民日报资深女记者刘衡看到后，特地跑到烟台为我这篇杂文“点赞”，说文章越看越有味。

经济困难时期的地委机关干部，同普通群众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即使遇到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更不要说公款送礼、大吃大喝了。有一年春节，部里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办公室一位热心肠的同志，特地通过关系到张裕公司以较便宜价格买回一些葡萄酒糟，经过沉淀，每人分上一瓶名不副实的“好酒”，节日饱饱口福。

那时节，上边来了重要客人，都是有关人员自掏腰包在自家设宴招待。有一年春节刚过，全区通讯员学习班开班，我请来新华社山东分社领导南振中同志（后来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前来授课，我安排在自己家里请客，科里的赵树国同志问我有什么好酒，我说家里仅有一瓶河南出产的“王庄大曲”。小赵说这酒很好，1.9元一瓶，年前在荣成卖到2.4元还抢购一空。结果回家一问，酒被妻子送给岳父家，而岳父家又把酒转送给亲戚，我立逼妻子徒步十几里路，终于将这瓶酒追回来，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似的喜剧故事，以后成了部领导和同事们的谈资，传为笑话。

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地委机关，物质条件相当差，机关干部同普通群众一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大多数干部职工同家属两地分居。大院里仅有建在半山坡的两排二层筒子楼，作为单职工的宿舍，分前后两排，每个房间只能放两张单人床。向阳的一排供夫妻都在地委工作的双职工和新婚夫妇暂住，我们这些两地分居的准单身汉，两三个人挤在窄窄的单人间。冬天到来，既没暖气也不能生炉子取暖，冷似冰窟。晚饭后，我们只能用暖瓶去水炉打回开水，灌满“暖瘪子”（瓷暖水器）放到被窝里，然后坐在里边读书，待整个被筒逐渐变暖，方能躺下就寝。笔者正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地苦读了几个春秋，阅览了大量书刊。

现在回想起来，在地委大院那段岁月里，环境虽然艰苦，但却身心愉快，大家身在苦中不觉苦，当时耳熟能详的顺口溜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这些陈年旧事，在今天的80后和90后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却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故事，我们这些过来人，既经受了考验，又增长了才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

机关大院纪事

烟台市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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