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大, 怀故人

窗外，乱雪飞舞；山林间，白雪堆叠簇拥；楼下那棵杨树上的喜鹊窝，落满了雪。我忽而想，家乡村东野地里，貂婵大大、瘸大大的坟也该被这大雪掩埋了吧？“大大”，我家乡的土话，凡伯父、伯母，都叫“大大”，必要时，为区别伯父和伯母，就在“大大”前，加一“男”或“女”字。

我这两个大大，村里多数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只称我的女大大为“貂婵”，称我的男大大“三哑巴”，我们叫他“瘸大大”。

小时候，我不知村人为何称女大大“貂婵”。上中学后，读了《三国演义》，想像大大年轻时，肯定跟貂婵有一样娇美的容色。再大一些，才有点明白，“貂婵”，其实是村里的文人对我这个既无姿色又懒散的“各色”女大大的戏称，她的真名叫程提永。我这瘸大大，真名郝英林。听说，年轻时，给人打井，井壁塌方，捡了一条命，可是，两条小腿压残了，他只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一拐一瘸地走路。他还有点聋，说话也不大清楚———估计也是那场灾难留下的后遗症，村人给他绰号“三哑巴”，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这两个大大的结合是二婚，貂婵大大离过婚，她跟前夫有过一个女儿，远嫁高唐县。极少回来看她。而她的前夫就住在离她后来这个家不远的大街的南头。再婚后，貂婵大大和瘸大大没有生育儿女。

貂婵大大并不是我的亲大大，瘸大大也不是。他俩跟我家不沾亲，不带故。我父亲是独生、老生儿子，我还没出生，爷爷奶奶早已亡故。上世纪60年代，我们姊弟三个陆续降临人间，父母上班忙，无法照看我们，不知怎么就把我们姊弟三人托付给了跟我家住在一条大街上的两个“五保”老人貂婵大大和瘸大大。在我心里，他俩就是我的奶奶爷爷，他们的家是我的第二个家。

貂婵大大长着一张干瘦枯黄的长脸，一侧脸颊上有一道半月样的暗疤。半短的灰白头发，一边抿在耳后，另一边披散在脸上。她老是穿一件晃里晃当的灰蓝或藏蓝的大襟袄，大襟底下揣着家里那串钥匙。她一走路，钥匙环上那枚小铜铃铛就“咯棱、咯棱”地响。

貂婵大大从不下地干农活，她成天趿着鞋，“噗嗒、噗嗒”，懒洋洋地在村里闲逛，有时也给人说媒。可是，无论村人怎么看她，怎样戏谑嘲讽她，在我心里，从未觉得大大长得不美。她是我最亲最亲的唯一的女大大。

妈妈说，我三四岁时，貂婵大大那远嫁高唐的女儿，回来看望她母亲，还带着她的小儿子。我一进门，见貂婵大大膝盖上竟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孩，很生气，走上前，用小手使劲把他扒拉开，然后，自己坐上大大的膝盖，很严肃地警告他：“这是我的大大，不准你坐！”

当地有把女孩称为“嫚”的习俗。我在家里排行老二，瘸大大就喊我“二嫚”，这世上只有他这么叫过我。由于他口齿不清，将“二嫚”叫成“二姆”（在我老家，“姆”是舅妈的意思）。只要他喊我“二姆”，我总是响亮地答应着。而貂婵大大经常又疼又嗔地点画着我的鼻尖说：“你看你这小星斗眼儿（我的眼睛确实不大），真是个二搅撩（‘搅撩\’，家乡土话，读jiāo liào，意为调皮、不乖）！”

小不点点的时候，我确实“搅撩”。妈妈说，我一岁左右，得过一场急病，大概是婴儿急性白喉，要不是貂婵大大，我大概早夭折了。那晚，妈妈照常去学校上班，我被寄放在貂婵大大家，大大忽然听到我轻轻“嗯”了一声，一看，我已咬住牙关，小脸憋得紫红，眼看没气了。她于是疯了一样，抱着我狂奔，先去妈妈学校，再去医疗所急救，我这条小命才保住。我现在经常想，那个寒冷的冬夜，我那瘦弱的平时总是懒散懈怠的貂婵大大，是如何死死地搂抱着我，如何疯了一样，趿着鞋，捣腾着她那双曾经裹过的半大小脚，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奔跑在乡村土路上，如何穿过黑灯瞎火的胡同，将奄奄一息的我交给我妈妈，并护送至医疗所。我今日这三尺微命，是貂婵大大拼着命抢回来的。

不知哪一年夏天，中午，突然屋里呼隆隆响，貂婵大大一个胳肢窝里夹着弟弟，一手拽着我，仓促冲出屋子。娘仨刚跑出来，屋顶上的瓦就“啪啦、啪啦”地不住地往下滑，摔在地上，粉碎。因为跟大大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觉得特别好玩、刺激。后来才知道是地震，要不是大大反应快，我们可能就被砸伤了。

我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冬天的早上，妈妈上班去了，我和姐姐做早饭。我负责切玉米面饼子，天冷，饼子冻得梆硬，我一刀下去，正中左手中指，血流如注，疼痛钻心。我慌慌张张捧着血手往大大家跑，貂婵大大见了，二话没说，迅速从正屋门后抓了一把灰，掩到我伤口上，用布条给我包扎好，血终于止住了。当年，只要遇到麻烦，大大那儿就是我的急救中心，她好像是专门来救我急的。

我上小学、初中，整整七年的时间，大大家一直是我的“小饭桌”。踏进正间门槛，先仰望扫视东间屋门楣上插着的笊篱，看那上面有无好吃的。大大马上取下笊篱，拿吃的给我，或是一角烙饼，或是一块玉米面和白面蒸的方子（老家俗语，“方”读fǎng，像发糕）。见我吃得狼吞虎咽，大大总要笑。

那时，村里人大多认为貂婵大大那么邋遢，她做的饭菜怎么能咽下去？很怪，我一点也不嫌弃大大，从不觉得她邋遢。记忆中，我小时候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除了妈妈做的，就是大大做的了。那时的夏天，村里街上经常有小贩推着独轮木头小车，上面放着洋铁桶，桶里盛着凉水，浸着一坨一坨碗状的凉粉。一听到小贩吆喝“卖凉粉了！卖凉粉了！”大大就会拿一只碗去买回一坨凉粉，切成薄片，蘸上玉米面，用油煎，直到两面烙出焦黄酥脆的嘎渣儿，出锅后，蘸着蒜泥吃。我至今仍然记着大大煎的青鲤鱼的味道。她将鱼蘸了玉米面粉放在油锅里煎，煎到两面金黄。大大去世30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吃到那种味道的凉粉，和那么地道的干煎青鲤鱼。在那个吃饱饭都困难的年代，我们在大大家吃了那么多好吃的，现在想想，那都是老人从自己微薄的口粮里省给我们的，我们多吃一口，他们就少吃一口。

公社集体化时期，瘸大大一直在村里牲口屋干活。放学后，我喜欢去找他玩。偶尔，他给我揪几根马尾巴上的长毛玩。牲口屋里面始终有一股牛、马屎尿的腥臊味道。可是，因为瘸大大在那儿，我一点也不觉得那味道难闻。

瘸大大矮胖，粗壮，脾气特别好，总爱笑，尤其看到我们调皮捣蛋时，他脸上的皱纹更是成了一朵老菊花。大大家院子西墙根下种了两棵石榴树。夏天的傍晚，石榴树的枯枝上会停落许多蜻蜓。大大经常蹑手蹑脚地凑过去给我们捏蜻蜓玩，有时拿一把竹扫帚，在院子里四下挥舞，捂蜻蜓。一扫帚下去，老少皆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揭开扫帚查看有无蜻蜓“落网”，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大大一年四季都剃光头，他有一套剃头的刀具，跟村里另一个真正的哑巴爷爷合作，互相剃，一边剃一边哇啦带比划，说到高兴处，就嘿嘿哈哈地笑。只要碰上他俩剃头，我就不走了，看他俩那么兴高采烈，我也跟着乐，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

貂婵大大、瘸大大的出生年月日，我不知道，他们去世的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但直到今天，我仍旧非常清晰地记得，1981年，我正在镇上中学寄宿读高中。一夜，忽然梦见貂婵大大，她拄着拐杖，蹒跚在后村那条大街上，看到我，大声地焦急地问：“雁，我在哪？我在哪？”梦醒，我奇怪半天。等到月底回家，妈妈告诉我，貂婵大大去世了。

貂婵大大得的是肝癌。记得那时她经常说胃里泛酸水，然后，就到瓷缸子里抓一把碱面，摁到嘴里。她的嘴角上经常残留着白白的碱末。我最后一次去看她，她已经不能动弹，她跟我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我害怕地站在门口。

貂婵大大的骨灰盒是瘸大大亲手处理的，谁也不知道他把她埋在了哪里。他谁也不告诉。失去老伴的瘸大大，不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总爱外出凑热闹。一天夜晚，他去村里看露天电影。那天，风很大，挂银幕的电线杆子突然倒下，腿脚利索的大人孩子都逃了，唯有我那可怜的大大什么也没听见，就那样被电线杆子砸中，当场死去。那是1985年，我妈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正在省城济南读大三。爱我的人、我爱的人接二连三地走了。

因为瘸大大是“五保户”，他的骨灰被村里人随便埋在了村东的野地里，甚至没留下什么记号。我们觉得他和貂婵大大应该合葬在一起。小时候，大大给了我们一个家，我们也应给老人安个“家”。于是，2004年，托父亲在村里的一片果树林旁，给我的貂婵大大、瘸大大找了一块坟地，立了碑。这坟墓里，没有他们的骨灰和遗物，但我更愿意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他们的灵魂会来到这里，相厮相守，不再寂寞冷清。貂婵大大再也没有在梦里问我她在哪里了，在那边，他俩跟我妈应该还是邻居吧？

想到此，我稍微觉得安慰。我似乎又闻到了大大干煎青鲤鱼的味道，仿佛又听到瘸大大笑眯眯地磕磕巴巴地问我：二姆（嫚），你的手漂（表）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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