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岁月里的学堂生活

■本报记者孙丹青“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听老人们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本鬼子就来到济宁。日军进城后，见人就开枪，有的全家人死于日军之手。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当了汉奸，门口挂上日本旗，才幸免于难。广大百姓吓得跑出城到乡下去‘逃反\’。”在一篇名为《屈辱的岁月》的历史档案中，回忆起当年日军在济宁地区掀起的腥风血雨，骆承烈曾这样描述：当时我才两岁多，父母抱着我跑。逃进一个村，听说鬼子来了，吓得再跑。有时跑的急，带不动几个孩子，就忍痛扔下一个。一些村的破屋里、柴堆中经常发现一些丢掉的孩子。

教日语的胖女人

骆承烈说，1941年，在城里白衣堂小学上学时，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阔学生们上学有的有洋车送，有的有老妈子陪，下了课甚至有的学生要奶妈喂奶。他们夏穿绸衣，冬穿皮衣，和同学们一起玩时，也总是在别人上面当“王”，压迫别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家长有的是大地主，最阔的是那些汉奸子弟。穷孩子穿的很破，一个个骨瘦如柴。这些学生学习虽然刻苦，但家里常留下干活，缺不少课，也有许多人学习不好，经常见小伙伴们眼泪汪汪地离开学校，不是去做童工，就是去做小买卖，或回到家里看弟弟妹妹。因为学校里学日伪编的课本，很多人家不让孩子上“洋学”，沉寂多年的私塾又兴盛起来。这些私塾多在老师家里上课，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但上私塾要交不少钱，没钱的人家还是叫孩子上“洋学”。

因为搬家，后来骆承烈转到了一天门小学。这时他已上三年级，日伪政权规定的“日语”课也很重了。课程表上几乎天天有日语课。教日语的是个女老师，长得很胖，姓尹，学生都喊她尹肥猪。听说她男人干伪事，是日本翻译。她跟男人学了一点日语，走门子当上小学教师。当时日语教师比别的老师高一头，别看她的本事是现发现卖，在别人面前也神气十足。学生们都不愿学日本话，课程进度很慢，她经常考学生，每次讲课前都提问很久，叫学生背上次的课文。对背不上来的，用板子狠打手心，或打耳光。起初很多学生挨打，后来学生们相互“打电报”，许多人答得上来。日语老师又改为叫学生到黑板前面，面对黑板回答。别的学生帮不上忙，挨打的便多起来。“记得我有一次叫到前边，面对黑板，答不上来，吓得不敢伸出手时，忽然一愣，左边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还未反应过来，又从右边打了一下，如此来回打了五、六下，打得眼前一片黑，心里难受，脸上很热，更答不上来。在黑板前站了一节课，回家病了一场”。

烟鬼与恩师

小学里也有认贼作父的汉奸、狗腿子。记得有一个姓张的老师，从来神气活现。讲究得出奇，也阔得出奇。学校里谁也不敢惹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听说他抱上了日本人的粗腿，经常向鬼子送些坑人害人的情报。日本鬼子自然常赏他几个钱。有一次，见他穿衬衫卷起袖子时，胳膊上有个铜钱大的黑斑。又过了些日子，黑斑越来越多。后来才知道，当他做了坏事时，他主子（日本人）赏给他钱，还有“白面”等毒品，最过瘾的是打吗啡针。说是打一针觉得很痛快，但针眼附近的肉就死了。越打越上瘾，为过瘾就经常打。打常了，浑身上下肉都坏了，直到像狗一样地死去。

那时的老师们，当然大都是穷知识分子。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教书挣钱糊口，他们大多有正义感。当时“修身”课上，很多“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内容。小学生从来是老师说什么信什么，但许多老师讲到这些地方，尽量用别的内容岔开。有一位仲老师，上课时不得不讲课本，下了课偷偷告诉他们“这些说法不一定对”、“考的时候可以背课本，但不要真信它”。手工课上，老师布置学生在竹片上刻字，依学校规定，要刻政治性很强的词，当时分给骆承烈的四个字是“保卫东亚”，因为对日军的横行不满，他不愿刻这四个字，但没有理由换，仲老师告诉他一个法子。“我找到手工老师说，刻这四个字不好上颜色。于是改为‘春日融和\’四个字，‘春\’上绿色，‘日\’上红色，‘融\’上粉红色，‘和\’上黄色，表面上有‘日\’字，实际是‘春天天气好\’这样无政治内容的几个字。”仲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上学就是认字，字的道理懂不懂都行。道理是应付考试的，认了字才是自己的本事。”“这些话今天看来很浅显，随便的几句话，实际上代表铁蹄下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听了他的话，不迷信书上的反动道理，不参与当时的政治，也是对日寇奴化教育的一种反抗。”骆承烈回忆说，仲老师的话使他少中很多毒，“我一直对他很敬重，直到后来当了教授，每逢回家时总要看望一下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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