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猷夫妇与子克强(前排右)、克定(资料图片)■张在军
后方生活并不平静。学生住学校宿舍相对比较稳定,教授们自己找房子住就身不由己了,谁要是没搬几次家都不好意思说在后方待过。比如方壮猷,他的长子方克强先生告诉我,他们最初住在陕西街,“八一九”大轰炸之后,搬迁城郊斑竹湾,再后来回到铁门坎巷。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34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
1936年方壮猷归国,在同学吴其昌的介绍下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1949年。其间,曾兼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据吴其昌女儿吴令华《我所了解的方伯伯》回忆:
一天,父亲和母亲说起在北平时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人大笑,父亲顺便提到:“欣安从法国回来了,景况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来客,都在客厅接待,除非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房查书。而这方伯伯初次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房,留下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兄弟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我们的游戏角色已经变换多次,我已想不出新鲜花样了,他俩才从书房出来。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叮嘱我多和克强兄弟玩。正好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所以,从珞珈山到乐山,我们两家来往一直较多。
武大西迁入川时,方壮猷是迁校委员,具体负责图书仪器转运工作。他先行到乐山,而把怀孕的夫人(怀子克立)及儿子克强、克定放在湖南乡下老家,直到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之前才接到乐山,住进陕西街22号,后又住铁门坎巷高望楼。据方克定回忆:“记得当年家居乐山县铁门坎的‘高望楼’(父亲命名),从大阳台上可正面眺望大渡河,侧面还能远望大渡河、岷江与青衣江汇合处的凌云山和乌尤山。”1943年春,方壮猷曾宴请丰子恺作客高望楼,谈兴之余,丰子恺挥毫泼墨,接连画了三幅画,曾一度挂在客厅里,后不知所踪。方克强先生告诉笔者:高望楼主人好像是当过嘉定县太爷,五六十岁,老婆死了娶丫鬟填房,房子很大,多余的房间出租。方家是住二楼,而从美国回来的政治系教授曾炳钧住楼下。
在乐山初期,方壮猷出任武大史学系主任,主要讲授“宋辽金元史”课程,也开过“史学概论”等课程。还与桂质柏合作主讲“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都编有讲义。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已故武大历史系教授、1936年考入武大历史系的马同勋,在九十多岁时深情地回忆先师方壮猷:
1939年9月,四川乐山遭受日寇大轰炸后,先生召集史学系学生孙秉莹、解毓才、邓人撰、马同勋四人座谈研究整理《宋史》一事。先生认为,《宋史》是一部内容多达496卷的纪传体巨著,由于元朝脱脱主持修史时间只有3年(公元1343—1345),因而在资料剪裁、史实考订等方面讹舛之处颇多,如志、表、传之间互相矛盾、一人两传、有目无文等;但《宋史》也保存了不少已散佚的原始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值得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去整理校勘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先生希望我们几个人在课余时间共同参加《宋史》的整理工作,出版一部《宋史类编》。
……
此书从策划到成书历时5年。1945年抗战胜利,出版情况就无从查考了。此书在乐山时期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先生组织部分门生边学习边实践,出版《宋史类编》巨著,彰显出学用结合的道理,令人怀念不已。
师从先生16年,我深深体会了先生爱生如子、恨铁不成钢的慈祥胸怀。孙秉莹,河南荥阳人;解毓才,山西汾阳人;邓人撰,江西奉新人;我是河南洛阳人,都是家在沦陷区流亡四川乐山的学生,举目无亲,生活相当艰苦。先生和师母殷切教导之外,时时关心我们的生活。每逢传统佳节,总要邀我们至方府美餐,在与师弟克强、克定和小妹克明的相聚中,享受有若天伦之乐的温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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