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山 站在时代前沿的歌唱者

杨松山参加演出

杨松山（左）与乔羽合影年轻时候的杨松山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报记者江丹

口述人

杨松山：76岁，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山东民歌王子”。

杨松山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采访的前后几天，这位老人的活动日程也像那张名片一样，安排得很紧。杨松山的演艺生涯里，有很多与荣誉相关的故事，而这些荣誉，又跟他所走过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从他的故事里，或许能看到文艺与这个国家革命和建设关系的一面。

老师同学都说，哎哟，你真有文艺细胞，真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渤海区八路军的宣传队到了我们村宣传抗日，教了一首抗日的歌曲叫《军民鱼水情》。我那时就开始喜欢民歌了，呦，怎么这么好听，八路军教的。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唱，后来在儿童团里又唱了好多，也学地方戏，也学地方民歌，也演小歌剧。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就开始唱那些“打老蒋”的歌了。后来抗美援朝，又唱郭沫若作词的歌曲。那时候唱得很好了，到街上去宣传，还到集上去演。那会儿我们在完小五六年级，完小是完全小学，自己村里没有完小，到了一个大村才有，我们是寿光市杨柳村，只能上到四年级。那时候学生组织起宣传队，自己班级也唱，大家一块儿唱。

(再后来)唱些刚解放不久流行的歌，类似《翻身道情》，郭兰英唱的，我们也唱，还有《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哎呀多了。吃饭前，在宿舍前边排好了唱歌，先唱歌再开饭。我简谱什么的都会了，也就成了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了，那个时候才十四五岁。

到了中学唱的歌太多了，我又成了学习班长，领导大家搞活动，学校里搞比赛搞会演，这个时候十五六岁了，过了变声期了。在中学当了三年班长，成了优秀学生，毕业典礼上八个班，好几百人，只有两个优秀学生，其中有我。那个时候我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开饭前我不仅在前边指挥着俺那个班级唱，而且学校里开始有喇叭广播了，小喇叭通到各个班，我也在广播站唱，那时就很有名。

1955年，毕业之前，昌潍地区搞民歌会演，我代表寿光到潍坊搞比赛，参加独唱、对唱，结果对唱得了奖。到那里开阔了眼界，看了全地区的民间艺术，从那以后更爱好文艺了，决定以后要搞艺术。老师同学都说，哎哟，你真有文艺细胞，真行。那个时候我17岁，正是好时候。

一个是考高中，一个是学习知识青年下乡，面临着将来毕业以后的选择。结果，学校要留我。班主任动员我，学校第一年建高中，考不上也要留我。我说，不行，考高中要上大学，家里很穷。同学们都很惋惜，认为我就应该上高中，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

家里哪有钱供上大学，我考了益都师范，那个时候益都师范很有名，而且它的文艺活动也很多，所以都必须到那个学校里学学才行。结果到了那儿以后，我成了学生会文艺部的一个主任，而且还成了学校合唱队的队长。那时候(音乐学习)就进一步了，老师教得很好，有专门教音乐的老师。其中一位老师是陈湘元，山师毕业分到那里去的，他还是艺体组主任。他让我当合唱队队长，领着搞学校活动，参加一些中苏友好的联欢，那个时候有苏联专家在益都，所以活动就多了，我也成了益都师范有名的歌唱家了。

代表团出了一个唱独唱的，登在全国的刊物上

师范三年就毕业了。我心里想，师范又不能考大学，问了问，音乐学院很难考，等着分配吧，看毕业再说。结果一毕业，省教育厅突然下了一个规定，师范毕业的有专长的(学生)可以公派进修。我被派到山东师范学院那里进修音乐，跟着老师学钢琴，学二胡，学乐理，学文艺理论，学声乐。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学习了音乐知识，而且学习了文艺理论、毛主席讲话。

进修班全省100个人，我还成了团委书记。进修很短，几个月，分配的时候把我分到莱阳。我说莱阳是胶东，不熟悉，我是益都师范毕业的，还不如回去，后来我就被分到了益都五中。

当年庙子是个铁矿(益都五中所在地)，1958年大炼钢铁，淄河滩是开矿的地方，5万人誓师大会，叫我去唱，在那附近我最有名了，都知道我能唱。所以1959年全省会演，昌潍地区组织代表队，就把我调出来了，到省里汇演。

就这样到省里参加汇演，而且我唱的几首歌还成了得奖歌曲，唱的我们潍坊民歌，叫《五莲山小唱》。我还跟平度来的歌手对唱平度民歌，歌颂公社生活甜，这个歌开始的名儿不好听，叫《过时的黄历怎能用》，后来改成《党的恩情比海深》。节目得到好评，结果就把我留下了，上了报纸，那个时候一下子出名了，报纸上说我“崭露头角”。汇演完就留下我参加省里的优秀节目巡回演出，叫“山东跃进歌舞巡回演出团”。后来电影把我拍上了，山东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叫《山东跃进歌舞》，声乐由我唱，还学临沂那首《大生产》。《大生产》很有名，山东民歌，歌唱大生产。

跃进歌舞团巡演了好几个月，到了1960年3月，没等解散，又把我调到山东职工代表团，准备节目，参加全国汇演。1960年5月，在北京，全国总工会搞的全国职工文艺汇演，(我)又担任了领唱、独唱，还有舞蹈伴唱，那个时候北京重视群众文化。我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演出，1959年它才盖起来，1960年(我去)演出，荣幸得了不得。我的还被选为优秀节目，山东代表团被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演出。专家还跟我谈话，喻宜萱是有名的教授，还有郑兴丽，还有孟盂，他们来接见我，问我在哪儿学的。没想到谈话的照片被发在《人民音乐》和《歌曲杂志》的封底，这些都是全国的杂志，这一下子出名了，省里也觉得很荣幸，代表团出了一个唱独唱的，登在全国的刊物上。

回来以后，探探亲，接着就参加歌舞团的演出，在独唱组担任独唱。

总理坐在我身边，我很激动

来歌舞团就知道怎么发挥了，老同志教我怎么唱，我自己再练，我觉得年轻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演《白毛女》，我演大春，每天都演出，还演些小歌剧，《吹鼓手招亲》，我演吹鼓手，后来又演《雷锋》。每年演出太多了，从1960年到1963年，我每年都被选为团里的先进工作者，担任团里的团委书记。

1963年我到莱州演出，我们演出队跑了各个公社，演得正火热的时候，我们的队长张瑛通知山东省里来电话了，安排我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哎呀，把我高兴的，又有一次进修的机会。

一进修三年，在民族声乐系。从1963年到1966年，毕业时正好“文化大革命”，又串联去了北京，迟迟没毕业，最后团里来电话，叫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很进步，觉得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思想上少了东西一样。

就在这个学习期间，见到了周总理。

1965年12月初，有一天晚上，王先生(王品素)告诉我，坐院长的车带着乐队去锦江饭店，上海有名的饭店。去了什么任务也不知道，从七点多等到十二点多。很晚了，罗瑞卿进来了，说，同志们好！我就“啪”地一下子站起来了，我们年轻的那一桌在门口。接着周总理就来了，“同志们好！”接着就坐到我旁边了。把我激动的，周总理坐我旁边了，接着周总理就说，开始！我激动地给周总理敬酒，茅台。我说，总理坐在我身边，我很激动。“小伙子，不要叫总理，叫恩来同志，这是业余时间。”人家也没架子，总理本来就没架子。

周总理对文艺界太熟悉了，还和我聊了很多，我感觉到他的伟大和教导。他问我，学完了还回去吗。我说，回去。他不能老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就去里边了，他一离开，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说，哎呀总理真好。接着就放舞曲，放歌，放那个“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个长征组歌，周总理指挥着大家唱，他喜欢这个。后来我了解到，周总理为什么去这么晚，他是去接见“八六海战”的战士，他去看麦贤德。那次为什么叫我去呢？音乐学院做了个曲子，歌唱麦贤德，是我唱的。我现在记不全了，那歌在学校老放。

1966年回来，1967年接着派我出国。去非洲，叫东方红歌舞团，中央派的。为了坦赞铁路，我们去铺垫友好，走了好多国家，索马里、埃及、经过了南也门，孟加拉也走了一趟。从非洲回来后，我又担任歌剧演出，又是拥军，可忙了。那个时候是“四人帮”的时候，1975年、1976年连续两年，每年去北京演出两次，“五一”节一次，国庆节一次。1975年，我在北京演出，据说北京有好几个团要调我，省里不放，所以说，到了1976年，北京演出完了回来，1977年就提为副团长，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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