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家位于柳东镇窑埠村11队,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小村。村中有个池塘叫“大塘”,村中农家大都散落在大塘四周的坡地上,所以人们都喜欢把11队叫为“大塘岭”。
上世纪70年代,我在窑埠小学读书。1978年,我15岁,印象中的大塘岭仍有“五平”:生产平平、生活平平、房子平平、村容村貌平平、活力平平。村里没有楼房,没有拖拉机,而村民改变生活的途径当时主要有两个:男的当兵,女的嫁到城里。我家有四兄弟,我排行最末,兄长个个扎根于大塘岭,而我则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那时,年少的我老弄不明白:就一江之隔,为何大塘岭的生活与江对面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大塘岭的对面,是柳州饭店。那时,晚上八九点钟,家里人才开始做饭。我饥肠辘辘,看着对面的灯火,我想象柳州饭店里的豪华,百思不得其解。
日子在不解中过去。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了大学,村里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的日子渐渐告别了“五平”。我的一名同学在马鹿山旁经营着一家羊肉馆,几年下来,据说就赚了过百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劳动致富典型。其他村民也八仙过海,在各领域打拼,各有收获。大塘岭蜕变了,被人称为“有搞坡”。也许是因为缘分,若干年后,我毕业后到大塘岭附近的市委党校工作。
我工作的几年间,东环大道已南北贯通,气势如虹;广西工学院(现广西科技大学)这只美丽的金凤凰,在马鹿山附近“筑巢”;高新开发区在村北一带安营扎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单位建筑拔地而起;壶东大桥如蛟龙过江……与此同时,我老家建起了楼房,甚至有三层的,一些家庭还购置了摩托车。村民有的在东环大道、潭中路旁开了铺面,做起洗车、修理、餐饮等生意,有的贷款买车跑运输,或开办工厂,制作面条、腐竹、服装……村民的荷包鼓了,生活滋润了,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瞧不起“农伯”的城市女子也目光向东,与农村郎喜结连理。那时我就预感到,按照这种趋势,大塘岭应该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文化部门工作。与此同时,大塘岭迎来了巨变:先是东北角一带被二职校征地,接着是一个个项目陆续上马。一块块菜地、一间间农舍在城市规划中陆续退出历史舞台,村民则被有序安置在距离大塘岭不远的规划区里,住上了气派的楼房。一些还拥有菜地的农民将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或经商或办厂。之后,大塘岭的土地全部被征用,代之而起的是阳光100、东郡、东城华府、华信国际、兆安现代城等项目。当然,“城市变奏曲”波及的不仅是大塘岭,其周围的近20个村也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巨变,村民们个个“鸟枪换炮”,在新规划区住上了崭新的小洋楼。
如今,以市政府文昌办公楼为标志的河东一带已“大变脸”:文昌路、桂中大道、东堤路纵横交错,路宽车畅;市民广场气势非凡,一步一景,令人流连忘返:东堤观光大道植物郁郁葱葱,是蔚为壮观的园林景观博物馆……站在柳州市城市规划馆气派的展厅里俯瞰窑埠村一带,“农”的痕迹已消失殆尽,大塘岭难寻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连片的现代建筑群,处处繁华。面对这块渗透了世代村民情感的土地,面对城市的大发展,我百感交集。
2016年,我按揭买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套房子,只为了一种情结:30年绕了一个大圈,我还是割舍不了大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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