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的符号——挂榜山：“天开文运”的前世今生

◇本报实习生 段春秀 李林蔓 文/图

甜城湖东岸，紧邻大千广场的就是挂榜山。这里曾是科举时代张榜的地方，见证着内江一千多年无数代科举人才跨进仕途的重要一步。在这里，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挂榜山右侧十米之外的山石上爬满了杂草，草下掩映着四个石刻大字：“天×文运”,其中，有一个字已经模糊，难以辨认。

“这是内江独特的文化符号——‘天开文运\’！”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内江赋》作者甘光地告诉记者。

渐被遗忘的“天开文运”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天开文运”究竟有什么寓意？它怎么来的？它给内江带来了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近日多方探寻，试图揭开“天开文运”不为人知的“身世”——

关于“天开文运”的寓意

“天开文运”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

采访过程中，记者请教了多位通晓内江历史、文化、档案方面的人士，他们均给出了同样的答复：暂时没有发现具体阐述 “天开文运”含义的史料，也没有更多人关注它。正因为如此，“天开文运”的内涵变得神乎其神。

关于“天开文运”表达的含义，在文史方面并没有书面解释。不过，内江文史专家主要存在两种看法——

有一种说法，“古汉安（内江）得沐皇恩，文风大振”——

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的王德润比较认可这一说。他说：“在古代，‘天\’指皇帝，‘天开文运\’题字的挂榜山，正好是科举放榜的地方，希冀皇恩浩荡，文风大振。”

还有一说，内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山川地理优势，造就了内江文运昌盛，文风鼎盛——

“襟带泸合，控引巴渝，寰宇之内，名山大川，莫如西蜀，蜀景之美，瑰伟奇特，莫如内江。”有先辈贤达这样描述内江。

就连诗人李白也赞叹：“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有着风水学鼻祖之称的郭璞描述内江：“山行依旧合，水去复还东”。城市也因水而兴、抱水而卧，得水之灵。

……

由此看来，历代名人对内江从不吝赞美之词。

纵览内江历史，自唐代产生第一位状元范金卿之后，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千多年间，先后有3名状元和300多名举人彪炳史册，还涌现出多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得享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生长在这希望的田野上，能不自豪而奋起吗？这才有了‘文运昌盛\’，（这）就是‘天开文运\’的真意！”甘光地向记者娓娓道来。“整个科举时代，四川考取状元19位，内江拥有其三，这还不是‘文运天开\’，魁星高照吗？”

“内江历史悠久，出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算是‘天赐宝地\’，‘天开文运\’的含义也就在于此。”长期研究内江文化历史的陈华荣认为, “天开文运”高度概括了内江的文化底蕴。

内江尚存两处“天开文运”

关于“天开文运”的由来，内江很多文人墨客都充满兴趣，甘光地就是其中一人。

“在我们追溯内江深厚文化底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信号，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那就是‘天开文运\’四个大字。”甘光地在他撰写的《内江乡土文化探骊》一书的《天开文运话内江》中这样描述道。

“一个城市有3处‘天开文运\’题字，这在种现象，全国并不多。”甘光地告诉记者，除了位于“挂榜山”的“天开文运”题字外，内江还有两处“天开文运”。

在甘光地的指引下，7月13日，记者来到了另一处“天开文运”题字所在地——城南3.5公里外的三元塔。

“‘天开文运\’就在塔身上！”顺着守塔人吴国友指的方向，在塔正门的第二层窗楣上，镌刻的“天开文运”四个字清晰可见。

除此以外，内江还有一处“天开文运”题字——

长期研究内江地方文化的李建友告诉记者，内江第三处“天开文运”题字，是在内江城区上南街原来的科举考棚处（现内江军分区干休所），史传是由知县杨增辉题写的。记者前往实地查看时，已找不到“天开文运”题字的踪迹。

“‘天开文运\’是匾额题字。”李建友说，“因为建设需要，大概在上世纪六七十代已被拆除，一些年纪大一点，还有点印象。”这种说法，也在其他文史专家那里得到了证实。

在甘光地看来，内江的“天开文运”题字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我们国家虽然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天开文运\’，但（时期）都比内江晚，还有就是主要为家族所作，而内江（的‘天开文运\’）则是为全内江① 而作，内江是当之无愧的‘天开文运\’之城。”甘光地如此评价。

“天开文运”题字的由来

内江“天开文运”题字是怎么来的？这里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典故——

据史料统计，自唐宋以来，内江中进士、举人的数量一浪高过一浪，明朝更到了高峰，中进士和举人的总数，几乎占四川名额的一半。 “到明代，内江出了180多个进士，甚至当时1家考7个进士的情况都有，在全国实为罕见。” 甘光地说。

不过，到清朝，进士数量在减少。“整个清代，内江才出10多个进士。”甘光地说，当时，人们认为“文运”有所衰弱，希望“回运”。

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年），浙江人顾文曜上任内江县知事（即知县），格外“重文教”，故重建了内江文风塔三元塔，并在挂榜山题下“天开文运”， 寄托了他对内江未来的良好期盼和祝愿。

“顾文曜不用‘赐\’，不用‘赋\’，也不用‘兴\’，不用‘启\’，而独用“开”，肯定是（经过）认真推敲，富有深意的。”在甘光地看来，顾文曜是希望内江能广开文路，开张文风，涌现更多的人才俊彦。“官员重视，老百姓才能重视，才会更加积极努力，才会出这么多人才。”直到现在，人们在挂榜山上都能隐约看见落款的“顾文曜”三个字。

另一处“天开文运”则与三元塔相关——

在古代，古人为求多中科举进入仕途，又镇地方之人文风水，企盼天降大任，文运勃兴，就会修建文风塔，寓意“树文风”。三元塔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修建，始建于唐代，明末损毁，嘉庆年间重修。

甘光地找到了“重修三元塔碑记”史料，里面记录了三元塔重修过程，大意记载了人们对“文运”的企盼，故而，三元塔得以重修，以求“重振文风”，“天开文运”便镌刻到塔上的第二层窗楣上。

如此一来，三元塔的“天开文运”与沱江对岸挂榜山的“天开文运”隔江相望、遥相呼应，寄托了先贤们希祈内江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的殷殷之情。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杨增辉任内江地方官，为鼓励考生，在内江城区上南街原来的科举考棚处题有“天开文运”匾额。

继往开来的“内江文运”

关于“天开文运”，在内江很多谜团还没有解开，就连三元塔上的“天开文运”是否出自顾文曜之手，在内江文史界还存在争议。

“因为没有落款，有人说是顾文曜题的，但字体却与挂榜山不同。不过，一个人也可能会写两种字体。”甘光地认为，不管是谁题的，都承载了人们对文运的企盼。

成百上千年以来，内江的“文运”一直在延续——

素有“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美誉的内江，自东汉建制汉安以来近2000年② ，“伟人滔滔不绝，如水之赴湍，石之在渊”（内江先贤丈雪语）。到开创科举，唐代开元年间，内江就出了首位状元范金卿。宋代和清代，内江又出了两位状元——赵逵、骆成骧。宋代和明代，内江出了两位宰相——赵雄、赵贞吉。清末，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内江仍然是人文鼎盛，大师辈出。至民国，再至新中国成立，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革命先驱喻培伦大将军，国画大师张大千和新闻巨子范长江等，还诞生了许多无愧先贤的风流人物，谱写了新的文化篇章。

“‘天开文运\’ 的教化功能和精神力量还是不可估算的。”因此，甘光地才在《内江乡土文化探骊》如此题诗：“题匾残碑存古意，天开文运望江城”来赞美“天开文运”。

“内江是一块‘天开文运\’的沃土，内江人可以充分利用‘天开文运\’这一符号，树立内江文化自信，相信内江的文化，在文化上自立，把内江文化事业做得更好。”甘光地建议。

“‘天开文运\’四个字的来龙去脉及丰富的内涵，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王德润说，由于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史料，“天开文运”也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

① 那个时候内江没有市的概念。

② 这里不需要苌弘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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