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更多官员“主动公开”

蛇年新春伊始，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就公开了部长公务车车牌“云G99099”，表示“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欢迎拍照发微博公开曝光”。

●乐见更多官员“主动公开”

或许伍皓的做法并不能触动现行公车管理使用制度，坊间也有作秀的指责，但官员主动公开公车号牌，仍然值得肯定。

其价值不在别的，就在“主动公开”这四个字。现在，在公车改革、三公消费公开等方面，共识很多，而进展不大。很多官员都表示支持公车改革，支持三公经费公开，但是，一到自己这里就顾虑重重。让他们晒晒自己公车号牌、每年的花费，向公众报告一下本部门公款吃喝的账单，就不行了。

公车信息不公开、三公消费详单不公开，公众就无法进行监督。

政府、官员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主动公开”正是应该做的和正常做的事情。不论是一个官员，还是一级政府机构，都应主动接受民众监督。主动公开就是创造条件让民众监督政府。

遏制公车滥用、三公消费等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到底，就是要建立一套让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的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官员受到民众的监督。如果，有些官员连自觉接受民众监督的意识都没有，那么，他们又岂会甘心将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都在面临这样一种僵局———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的，可就是缺乏勇气和行动能力。很多官员、政府机构都在观望，在被动地等待，消极地拖延。

如何打破这种僵局？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上而下更大力度的改革，也非常需要更多的“主动公开”。从主动公开公车号牌到主动公开三公消费详单等，让越来越多的“主动公开”成为一种潮流或风气，相关的制度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让舆论接力监督“公车私用”

伍皓此举，迎来舆论叫好；但随之也出现了反思之声。有评论指出：按照1994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作为云南省内的地厅级干部，伍皓配“专车”本身就违规。

伍皓可能没料到舆论监督来得如此迅速和尖锐。对此他解释，这不是领导“专车”而是“公务用车”，不仅是领导有公务时乘坐此车，公务接待也常用此车。

问题在于，伍部长不公布这个车牌，无法保证公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但公布车牌号后，反遭到新的质疑。怎么办？

事实上，更多的信息公开，意味着更多的监督，甚至是更多的质疑声、抢白声；主动公示信息的官员将面对更多的提问，做更多的解释。这也是信息公开、拓宽监督渠道的本义所在；唯其如此，才能把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春节期间，江苏泰兴等地决定封存公车，结果平时一些严重堵车的地方畅通了，说明控制公车对缓解交通问题潜力巨大。同是春节期间，有微博反映广州城管“公车私用”，执法车停在某农庄，目前相关人员已被停职。舆论监督公车私用的效果立竿见影，但是没有执法标识的公务用车，监督起来就很困难，而像伍皓那样公示公车车牌，将公车置于“十目所视”之下，正是保证公民监督的有效措施。

从官员接受舆论监督的角度说，伍皓部长有义务“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哪怕声音真的很刺耳。但另一方面，对于敢为人先、扎实推进具体改革措施的官员，舆论监督应有一个“和风细雨”的态度，不能让改革者“压力山大”。如果一味对公示财产、公示车牌的官员吹毛求疵，将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要求改革者独立承担，这只会让不改革者、反对改革者得了便宜，更会堵塞改革的路径。

希望伍皓的带头公示，能在舆论场中形成放大效应，对反对公示、反对监督的官员形成压力。以公示保障监督，以监督提升公信，形成官民之间的改革共识和良性互动。

●从根本上治理公车腐败

在为伍皓自曝公车牌号叫好的同时，不难发现，他不经意间也公开了另一个“秘密”——— 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伍皓本没资格享有专用公车的待遇，但他却实实在在享有了这种待遇。

中央规定只有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才配备专车，可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一个小小的科级、副科级官员，往往也堂而皇之享受着事实上的专车待遇。公车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公车信息不透明，公车使用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公车私用、滥用屡禁不止，是一种“流程中的腐败”，那么，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违规配备专车，致使公车数量严重超标，公车购置、使用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则是一种“源头上的腐败”。鼓励官员主动公开公车牌号，加大公车信息公开力度，固然有利于加强对公车使用的监督，有效治理“流程中的腐败”，但是，要从根本上治理公车腐败，就必须从源头上遏制公车消费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执行公车配备的有关规定，特别要严肃清理和查处违规为官员配备专车的行为，才能大幅缩减公车数量，达到节约行政成本、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

如何加快公车改革步伐，从根本上治理公车腐败，不但考验着各级官员的思想觉悟，更考验着主政者推进改革的勇气和能力。

综合《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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