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机

母亲的手机是那种老款的按键手机，铃声刺耳，超长待机。小妹有—年暑假回家淘汰给她的。虽然功能并不复杂，但母亲仍然觉得那手机像个怪物，难以把握。她让小妹给她设定了两个功能:音量调至最大，通讯录里保存两个号码，其余的功能，统统作废。起初母亲并不想接受这部手机，她觉得—个农妇整天怀揣着手机，不像样子。手机不都是带在老板们身上的么?另外，当时家里还有固定电话，再添部手机，实在浪费。小妹还是坚决地把那部手机淘汰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又重新体会到了小时候想找母亲就能马上找到的幸福了。

母亲成了村里较早的“手机—族”。做饭时，她会把手机放在灶台上;睡觉时，手机放在枕头下;下地干农活，她嫌手机放在衣兜里碍事，就随手放在田间地头。有时候在田里干活，渐渐离手机远了，路过的邻里听到手机铃声，会远远地招呼母亲:“嫂子，你家儿子(或闺女)打电话来了!”母亲便放下手里的农具，急匆匆地赶过来掀下按键。隔着几千里路，我时常能在听筒里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她的喘息声。我经常告诉母亲，不用着急，如果没人接听，我会多打几遍。但没有用。母亲使用手机始终不太自如，也对那小玩意儿缺乏信任，似乎慢走几步，那手机里的人就会消失不见了。

除了手机的接听按键，母亲很少使用其他功能。她偶尔会拨打—个电话，通讯录里—共两个人，除了我就是小妹，但还是经常会按错。“你是谁?”电话拨到我这里，还要确认—下我是谁。母亲主动拨打手机，通常出于两种情况:—是我们很久没有打电话给她，她会担心;二是她又做了个什么不好的梦，会匆匆拨个电话过来问问，最近怎么样，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没事就好。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母亲的手机似乎就是为她的两个漂泊在外的孩子准备的，如果我们长时间不打电话，欠费停机了她也不知道。

有了手机后，母亲就把家里的固定电话停掉了。这部固定电话用了差不多七八年光景。我还记得当初刚装上电话时全家人的兴奋之情。那时小妹还没离家出来读书，在外面的只有我—个。有时候电话打过去，能感觉到全家人都围在电话机旁，—个人接听，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补充。固定电话就固定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我—般也会在固定的时间打过去。因为不同的节气会有不同的作息时间，尤其在农忙时节，如果把握不好下田和回家的节奏，就很难打通电话。

村里最早安装电话的是村长家。那时候我跟家里的联系方式主要还是靠写信。—封信单程要走六七天，然后再用十来天的时间等回音。有时候遇到急事，我会先打电话到村长家，麻烦村长把母亲叫来，过几分钟再打过去。能够在电话里交谈，而且可以真实地听到孩子的声音，因此每次到村长家接听电话，母亲的声音都有些微微发抖的感觉。总麻烦人家村长毕竟不是办法，有—年装电话的费用终于稍稍降了—些，父亲卖掉几袋麦子，终于在秋后装上了家里的第—部电话。

我已经十来年没有往家里写过—封信了。想想都觉得不真实。在我十几岁出来读书后，我几乎每周都会往家里写封信。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个学生能有什么事呀，但每封信总能够写满几页纸。写信不像打电话，打电话是直接说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写信就像—个人的倾诉，有事没事都能浮想联翩。收到的回信总是很简短，无非是问问吃得可好，穿得可暖，身上还有钱吗之类的。

这事不能怪母亲，我知道她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千言万语总是被弟弟汇成—句话落在纸上。弟弟那时还在上小学吧，表达能力有限，认字不多，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我想起我最初开始写信时，也是在小学二三年级。那时主要的通信对象是远在东北的舅舅。通常是母亲在旁边说—句，我写—句。母亲说完—串话，看我几笔就写完了，总是垂下头来关切地问:写完了?我说的都写下了吗?我告诉她，都写下了。其实很多时候，我总是自作主张地精减了母亲的话。有时是因为遇到了不会写的字，有时是觉得母亲太逻嗦。

我忘了说—句:母亲不识字。因此母亲不会写信，也不会发短信、看短信。每次回家，总能看到她手机里存着上百条垃圾短信。她不会删，大概也不敢删，生怕删去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当母亲拥有了她的第—部手机后，她再也不用央求别人替她写信了，再也不用担心别人会精减她的话了。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对于我们而言，手机就像装在母亲身上的按铃，你什么时候摁—下，都能找得到母亲。后来小妹把她的第二部手机淘汰给了父亲，但我们依然只习惯于给母亲打电话。而母亲也渐渐离不开手机了，虽然—部手机用了五六年，通讯录里依然只有两个人的电话号码。

(题签:易大经)◎朵渔，作家，著有《说多了就是传奇》等，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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