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名“红通人员”是怎么追回来的

16日，跨越13年、辗转多国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落网。“百名红通”人员都是谁？37名“百名红通”人员都是怎么追回来的？2015年4月，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百名红通”一经发布，就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

多为一把手涉贪污受贿

梳理这份名单发现，“百名红通”人员多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且多是“一把手”或者“关键要职”。据统计，“百名红通”人员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从涉嫌犯罪人员类型来看，涉嫌贪污和受贿的比例超过60％。

如刚刚落网的 “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逃亡新加坡等国之前，所任的职务是浙江省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她在担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涉嫌贪污、受贿犯罪。

“百名红通”人员中，虽然许多人员职位并不高，但由于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部门岗位，如支队民警、公司会计、办公室出纳、银行信贷员等，往往有不少“小官巨贪”的例子。例如“百名红通”名单中的“二号人物”、被称为“亿元股长”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凭着私刻的假公章，在数年间伙同他人侵吞公款9400万元。

根据一般经验，潜逃时间越长、追逃的难度越大。记者梳理名单发现，“百名红通”人员中，外逃时间最早的可以上溯到1996年，至今还未归案，外逃时间已达20年。

而从出逃的目的地来看，逃往美国、加拿大的最多。据统计，外逃“百名红通”人员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最多为40人，加拿大次之，为26人，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

超一半是被“劝返”

2015年，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18人归案。

2016年以来，包括刚刚归案的杨秀珠，目前已有19名 “百名红通”落网。其中仅6月以来，就有10名“百名红通”人员归案。除了追逃“百名红通”人员之外，对其他相关人员的追逃追赃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央纪委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我国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追赃79.94亿元。

2015年追回的18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国内缉捕的是2人，死亡的是2人，劝返和遣返的均为7人。

从被追回的方式来看，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目前已经落网的37名 “红通”之中，有22名属于被“劝返”。

“劝返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一种措施。”黄风介绍，劝返是比较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开引渡、遣返等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复杂的程序。

此外，遣返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与劝返不同，遣返是指向逃犯所在地国家提供其违法犯罪线索，被请求国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强制遣返至第三国或请求国。例如，2015年9月归案的杨进军（杨秀珠的弟弟）就是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国的，这也是美方首次向中国强制遣返外逃腐败案件涉案人员。

对于国际追逃追赃等违法犯罪而言，引渡是一项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对外缔结44项引渡条约，但已经缔结引渡条约的主要集中在亚洲及发展中国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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