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人情世故

称呼也是一门学问

启先生在世时，大家在启先生的当面，大多是称呼启先生。启先生教了70多年书，这“先生”，是学生—先生的意思，不是女士—先生的意思。也有称启老的，透着更加尊敬和一些生分。启先生有时会回以“岂(启)敢”，这是启先生的说话风格，客气，还风趣。

启先生有很多学界和社会兼职，罗列下来篇幅会很大。按现在的风气，有称呼人家“张处”、“王局”的，也有称呼“张总”、“王董”的。在启先生这儿，很少有人称呼启先生的职务、官衔。有称启老师的，那是弟子，主要是多年来启先生的古典文学弟子。一些身边亲近的人，背后说起来称他“老头”。

启先生是清宗室，清雍正皇帝第九代后人。所以在清朝说来，启先生的世系是贵族。启先生的曾祖颇有作为，辞去了朝廷封爵，科场登第，入了翰林。启先生的爷爷也随乃父，18岁中举20岁为翰林，从此这一族就变成书香门第了。启先生诞生于民国元年，因近代历史及家族的一些原因，启先生的姓氏也是有作为的：辞去了爱新觉罗皇家大姓，自小就是“姓启名功，字元白”。

启姓，百家姓中是真没有。但启先生既然姓启，按照中国人传统的称呼，同辈或晚辈学人称“启元白先生”就没有什么不对了。

也有些公共场合，启先生被称为启功。现在的传媒，无论怎样的大人物，一样是直呼其名。启先生是公众人物，按现在的习惯，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过有两件事，可见得启先生是不以为然的。启先生有很多同辈好友，都是文化大家。有一位先生，习惯于“启功、启功”地当面直呼。中国人的名，是师长叫的；朋友相熟，不愿称兄，直呼其字，才是亲切。启先生的莫可如何。

启先生晚年眼睛不好。出版社请求他为陈垣老校长全集题签。我们用电脑集了“陈垣全集”四字请启先生过目，先生用笔改画了样子：“陈援庵先生全集”，下署“受业启功敬题”。并且，“启功”两字低一格。启先生教我们：虽然出版社有设计、制版的过程，但我却是一定要这样写的。

启先生对人礼数周全，哪怕相处是晚生小辈。我第一次到先生家里，先生起来到门口相迎，令我惶恐。想想先生对客人都是这样，心里依然惶恐。先生送书给我，题字认真，我只好自己藏起来，不敢给别人看。

启先生有件手札：“刘墉于人无称谓，上款每书某某属，不得已而有称谓者，又无求正之语。曾见其为果益亭书联，上款题益亭前辈四字；为铁冶亭书册，上款题冶亭尚书鉴五字。故余于刘宦，但呼其名。”刘罗锅官大气势大，说话写字自信过度，有失文雅。这样，别人“但呼其名”，就是一件文雅有趣的事情了。

我服膺启先生，私下称呼老先生启夫子—老“老师”嘛，经纶满腹，风采循循，做事令人口服心也服。说话能言常人所不能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实为夫子之道。嘴上说起来，还是称启先生。

一位贵族后裔的人情世故

我平时爱说启先生如何如何，当朋友问崇拜启先生什么，一时一句还说不清楚。我自己想一想，想到一个故事。

国门初开，启先生访问港澳。那时候，出境都是公事，国家有专门的“出国制装”，一律是公款灰色西服。启先生和几位随同来到一位香港工商名人府上访问。进门人家就有利市红包，每位一个，首先就给启先生一个红包。夫子笑盈盈双手接下，口中称谢，随同也依样接下。在访问结束时候，夫子来到这家佛龛前（香港人家都有一个佛龛），口称吉祥，将红包献上。随同于是依样拜一拜，奉上红包，心中安详。这是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其实是个机智内敛的故事。

我崇拜夫子，觉得用这个故事能说明我对夫子的服膺。我们有为买单打架的文化，也许，正在发展为逃单比聪明的文化。复杂的送礼、受礼等人情世故，怎样做得人人心安，是做人综合水平的测验。当年国内的月工资仅仅几十元人民币，是无法在港澳消费的。香港人送红包，一是有派利市的习惯，也是对大陆客人的体贴。这是人家的人情，却之不恭。夫子上门造访，事涉收钱，却又伤了本意。人人都说启先生为人随和、客气，夫子虽然从无疾言厉色，也从不丧失自己的原则。我总觉得，夫子这样的贵族后裔、文化通人，修养极深。对人谦恭有礼令人崇敬；内心的骄傲更令人佩服。精神的尊严，是从随和与通达中显露的。

其实那时候有人戏称夫子是礼品公司，因为他替学校、替有关机构写了太多作品。海关有规定，没有正式的手续，夫子的作品不得出境。有一次，夫子得意地说起，出海关的时候，关检人员问夫子：您没有随身带自己的字画吧，没有手续也不能通关。夫子变色说道：还真带了。海关人员的笑话说不下去了：这就不好办了。夫子制造的火候到了，于是举起手腕，摇一摇说：在这儿呢，不违反规定吧？这是一个诙谐的故事，淘气一把，大家轻松。

“贵人”与小人共同成就夫子

20世纪初，中国有一些外国教会办的大学。这其实是西学东渐的一个实绩。“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辅仁大学，就是在北京有影响的一所。新中国成立后被师范大学合并，旧址仍在。

启夫子幼年丧父，由爷爷、寡母和未出嫁的姑姑抚养。这样的孩子，本来就懂事孝顺，加上“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叶恭绰先生评价启夫子语），20岁的夫子因为“写作俱佳”（陈垣老校长评价夫子语），经傅增湘先生推荐，来到辅仁教书。

来到辅仁，是夫子涉世之初，也是夫子生平最传奇的一段。夫子在这所大学三进两出，最后在这里教书一辈子，也在这里遇到了一生的贵人和小人。所谓小人也只是相对运主，勿解贬义。贵人和小人合作的命运双簧，分别由校长陈垣先生和属下的主管张先生出演。老校长看启夫子能力，请他教附中国文，张先生看文凭，辞退。一个回合。

老校长再仔细看，还是觉得启夫子的才学胜任，请他教美术系绘画，张先生仍看美术文凭，辞退。再一个回合。

老校长自己想了又想，没有收过启夫子的钱，真的只是认为这个青年有前途，三请他做自己的助教，这回张先生可能是烦了，不管这爷儿俩了。启夫子于是跟着陈老校长39年，教书73载，成为后来学界的“国宝”。

陈垣老校长，字援庵，早年曾任民国众议院议员，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是史学大家“南（寅恪先生）北（援庵先生）二陈”之“北陈”，长期担任辅仁和北师大校长。陈老校长长启夫子32岁，对夫子多有教导扶掖，夫子一生以老师、父亲之礼事之。

张先生为湖南人氏，生于19世纪末，与当时许多著名革命家同学，参加新民学会，参与“驱张运动”，好生了得。后来张先生出国勤工俭学，皈依天主教，考了好几个博士，回国进行教育救国。陈老校长和启夫子的师生之谊，是一段教育佳话，在学界十分知名。“天地君亲师”，启夫子独得师字，最有师缘。

张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前再度出国，从此就离开辅仁。张先生毕竟是影响启夫子命运的人物之一，夫子晚年，感到人生鞭策即将不再，为张先生写过一联。

夫子“聪明绝代”，又长期在老校长鼓励、张先生鞭策的大学环境里，可以想见，这些都是夫子成就博大学问的重要因素。

80年代的明媚春天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启夫子先后来到师大——这就是大话欺世，强于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捆绑大师以自重。也是说了好玩。实际情况是我进门上学，而教了50年书的启老师终于在学校有房子住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

现在想来，那可是美好的80年代。

学校离二环很近，可依然是城边儿的样子，没有什么汽车，人也比较稀少，马路边上没有牙子，是一米多宽的排水明渠。那时学校显得安静，树木也多。梧桐的大叶子从路两边遮过来，形成一条绿色通道。行走其间，某株树上就吊一个蓝色小牌：什么树种，什么科目，什么拉丁文的学名。有人迎面走来，穿衣比较保守，精神面貌纯朴，目光坚定。如果是两三人，还互相讨论，比如诗歌、西方哲学，甚至真理。

我清楚记得，有一天看到启夫子一个人在路上走，那时我经人指点认得了夫子，还没有说过话。我立定了仔细看他，夫子一人走路的样子，像走又像是玩儿，可以说是“兴致盎然”。那种小孩一样的欢喜，也许就是“登欢喜地”的境界吧。

后来我留校，有机会替夫子法书拍照，听夫子说话，看夫子写字，和夫子渐有交道。再后来，缘分殊胜，替夫子编书，而且住到了夫子楼后。无事路过浮光掠影楼，想到夫子大德只在咫尺，我也心生欢喜。有一天带着相机，拍了一张绿荫中的浮光掠影楼。

说回20世纪80年代，那是启夫子一生迟来的春天。夫子给学生做书法讲座，现场示范，写很多张字。学校小餐厅，挂六张夫子写的条幅。我还在上学，学校庆祝80年校庆，我们美术兴趣组参加展览布置。我们把夫子写的“校庆展览”大字，反过来直接涂上糨糊，贴在窗户上。有人说，启夫子的书法写满了师大校园。借用这样的夸张说法，也可以说，师大校园人人都有启夫子赠送的法书。那时的人没有商品意识，大家喜欢先生的字，就求夫子动笔，当时只道是平常。我有一个朋友，负责学校电话维修，也喜欢夫子的字。发挥从我做起的精神，这哥们儿拧松夫子的电话线，过会儿背着工具上门检修电话。夫子果然发现了电话的故障，看哥们儿忙上忙下之间，送了一件自己的作品。于是电话修好，哥们儿卷了夫子的法书回家。

启夫子平生经历几个特色鲜明的时代，80年代后是光明珍贵的一段时光。夫子身怀绝学凡40年，“人不知而不愠”，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学问做些事情，以慰平生。夫子在一首自况的诗中说：“昔日艰难今一遇，老怀开得莫嫌迟。”

（来源：《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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