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

上期提要: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0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年就泡汤了。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这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已身故)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先前“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

最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大!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其实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皇帝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不撤林则徐,我们就能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吗?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致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长期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教训。

清朝到底为什么会败亡?说到底,是因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皇帝继位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经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

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再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深知慈禧好专权,担心儿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所以对慈禧谦卑谨慎,小心翼翼,甚至阿谀献媚。在这种心态下,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保全自己、成全儿子、刻意逢迎的平台。这就是奕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皇帝平安掌权。于是,这个在同治皇帝时期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的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深陷官场利害的不仅有奕,还有李鸿章。李鸿章也曾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甚至婉拒过奕的提款要求,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应奕要求,先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白银90余万两；1888年,李鸿章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李鸿章之所以加入挪款的行列,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更有获得官场庇护的政治算计。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有3,000万两,显然夸大了。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至1,000万两。与其说这些经费是慈禧挪用的,还不如说是奕、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相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下期看点:晚清政府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装备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27年时间内,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账。但其投入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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