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放大年刘齐滨的儿子刘振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他的父

2010年刘齐滨的儿子刘振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他的父亲：

不管严暑，不论白天黑夜，同志们一到家，母亲就把洗脸水送过去，接着便抱柴火生火做饭。往往是这几位同志刚搁下饭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跟着又进来几位，母亲就撩起衣襟擦了把脸上的汗珠，又笑盈盈地给新来的同志做饭去了。这样，常常一天做七八顿饭。有时一次来几十位同志，遇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饭做好了，同志们一起，三人一堆，五人一摊地吃了起来，大家边吃边交谈，有说有笑，亲如一家。

有时，深夜同志们来了，父亲就急忙起来，问寒问暖，一边让母亲起来去做饭吃，一边千方百计安排同志们的住宿。

一天，在同志们吃饱饭，各干各的工作去的时候，母亲悄悄走到父亲面前，轻声地说：“咱的粮食快吃完了，怎么办？”

“卖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咱院里不是还有几棵树吗？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买粮食了吗？”第二天同志们一来到，香喷喷的小米饭又端了上来。

过了一阵子，母亲又愁蹙蹙地来到父亲面前：“粮食又快吃完了，咋办啊？”

“你就不会向亲友去借一点儿？”

“借过了，要不借粮能撑这么长时间吗？”

“那……”父亲作难了。是啊，如今日寇横行，谁家生活不困难！亲戚朋友又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往外借呢？弄不到粮，同志们来了吃什么？再困难，也不能让同志们吃不上饭。于是，他便到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地看了一遍，好像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和一点儿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卖的东西了。

思前想后，父亲想到，家里还有三亩地呢！便果断地对母亲说：“卖地！撑过去这一关！”

“卖地？”母亲有点吃惊，“咱可就只剩下这三亩地了啊！”

父亲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咱穷人才能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咱个人还愁没地种？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最值得。”

地卖了，我们家这个 “饭店”又照常门庭若市、炉火通红，它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

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獗，同志们得经常转移驻地，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活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有一次，全家随我父亲转移到孙庄。刚安排好住处，我姑父王合宾（担任联络工作）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没抓到我们的人，你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大家一听都很痛惜。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能遮风挡雨，不管生活怎样艰苦，一家老小住在一起，总像一个家啊！现在敌人一把火烧掉了，谁不感到痛心！

但是父亲平静地问我姑父：“邻居家的房子有被烧掉的吗？”

“没有。”

我父亲立即拍手大笑起来。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对敌人的暴行不感到愤慨，反而拍手大笑，这是为什么？

父亲好像看出了众人的心思，带着几分激动的语气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扑了个空，今天只烧了我一家的房子，群众的财产没受损失，这就值得庆贺！敌人烧我的房子，说明我参加革命使敌人害了怕，咱的拳头打到敌人痛处，他们才恨我。所以我感到很光荣！”

他嘘了一口气，又风趣地说：“烧了房子和东西，以后再东奔西跑闹革命，就省得挂家啦。一把火烧掉了一个包袱，不又是值得庆贺吗？”

一年后，刘齐滨成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的第一任专员，日夜操劳。过度的劳累，恶劣的环境，加上营养不良，刘齐滨的肺病加重。他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也困难，机关转移时，骑着一匹小马跟着东奔西跑。

后来连骑马都支撑不了，他就坐上担架，坚持工作。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他时常咳吐出一滩滩的鲜血，胸部的脓疮一次就可以挤出很多脓血，领导和同志们再也不忍心让他工作了。

他讲话困难，让人在床头放上一只手摇铃，有什么事，他没气力喊人，就把铃铛一摇，把同志们召集到跟前，进行安排。他还让人每天给他读文件，谈情况，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慢慢写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42年4月15日，在曹县张子高村，一早他就摇铃，叫人把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请来。他竭尽最后的力气说：“要好好保护眼前的麦收，这是关系千万群众利益和抗战的大事……”他艰难地喘了喘气又说，“我不行了，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

说完，与世长辞！

2001年，我们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刘齐明老人。他说：群众自发到了好几千人，台子前满满的，没有不哭的，大家都说死了一个好领导。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共产党的官应该怎样当！

曹县第一任人民的县长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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