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望高原的夜色时,群星闪耀的璀璨之美,令人心动不已。但对于资深的天文爱好者,他把我们对星辰的认知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绚丽的光芒,导向具体的轮廓——他发现了星座。这是更高境界的美的发现。对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走得更为遥远,他发现并熟知每一个星座的组成,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它的运行规律。
王国维就是中国古典美学上的星座与宇宙秩序的发现者。
中国文艺美学,自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几无锐意创新。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巨著,《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从文学的“体、质、承、革”几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对后世的诗论、文论、艺术综论,乃至园艺美学,均有覆盖式的倾轧。清代学者何文焕编辑的《历代诗话》,收录钟嵘《诗品》至明代的著名诗话二十七部。主题多重在对意趣的品鉴,妙悟的采撷,轶事的节录,逸格的赞慕。虽然此类诗话笔记都可归于性灵一脉,但罕有学者梳理出它们的美学脉络。
严羽的《沧浪诗话》于诗体流变,着力甚著,但依然滞于主题与风格之议。具体到词的美学,刘熙载《词概》也涉及词的体制流变、特征技艺与作品判断,但属于泛论,并无系统的美学贯穿。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美学的核心是“感兴”“托寄”,并无新意,且风格有所偏执。晚清学者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多醇思良见,渐成体系,然而依然未能脱去古人的寄托道统。
只见繁星满册,难觅一线相系。而王国维用六十四则中国古代学者传统的笔记,梳理出了中国唐末五代以来渐为大端的词这一文体的美学。
王国维的卓异之处,不仅体现在词的美学研究上,还体现在众多中国古典文化领域中。结识罗振玉是他人生与学问的转折。受罗氏资助,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期间及归国后的数年,其翻译的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的国外著作,均有导流开径之誉。但王国维显然不满足于此绍介之功,他最为沉醉的是为每一个陌生淆乱的领域梳理出它们的脉络,凝结出方法。
他旅居日本京都期间,于1912 年完成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1914 年他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是中国古代简牍研究史上的高峰。
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词的领域,戏曲领域,古简牍领域,甲骨文领域,以及敦煌学领域,古金石器物领域,乃至服饰史与蒙元史学领域,王国维均为车马前驱,万人随后。即便其早年在叔本华哲学、康德美学的影响之下写作的个人第一篇系统长文《红楼梦评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篇以崭新的视角和思想解读中国经典的典范之作。
通方知类,蔚为大观。学术拓展之广博,研究之深入,百年唯此一人而已。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素来是道统之议,简繁之争,新旧之变。“易”字正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每个时代均有每个时代的语言特征,文体形制因时而异,正是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力。
以风格界定词的美学鉴赏,便陷入了狭隘之见。王国维则跳出了这个思维惯势,从更高的层面上概括词的美学。“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独创,然而学问的渐进,与审美的渐进自此乃成一途,正是自王国维“境界”美学提出开始。相较而言,意象、意境与境界最大的区别是“境界”一词的立体性与审美层次的清晰。“境界”说更为立体而饱满。
中国古典美学的脉络,具体到诗词的格局,绝非皎然《诗式》类研究。《诗式》重在诗学的方法,“四不”“二要”“四离”“六至”,均是如此。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然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意外之象”“景外之景”,但依然处于平面。
相反,在绘画领域却有更高格局的判断,从谢赫六法,到五代荆浩的“神、妙、奇、巧”,黄休复的“逸、神、妙、能”,以及金圣叹论散体文字的“奇、变、妙、神”,都是关于审美阶次的梳理。词的写作异于前代所有文体,作为新的表情达意方式,它的标准最初便是才子的,鲜亮夺目的,音韵的讲究有甚于前朝,是形式主义的最佳状态。因为它的崭新性,即如王夫之、叶燮,对它的判断,也未能跳出《文心雕龙》的风格界分。两宋至晚清,词之写作有近千年的历史,然而姜夔之外,关于词的概述,一无足观。
王国维的词学研究,避免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维惯性,又绕开了性情如袁枚、博赡如章学诚也未能免俗的“才学识”三论,直取人性之本真。王国维冀图以上古与中古之诗的“简”与“真”约束词之写作的过度形式化,又以“境界”构成词之品鉴的阶次,再以“格局”丰满词之美学的表达力,实在是真率如儿童的远见卓识。
为什么晚清民国那么多学者,我们反复言及赞叹的只有王国维?
1927 年6 月2 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所赞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真正的知己之言。对于王国维而言,他沉醉于学术研究,热爱学问的发明,正是因为这项工作可以使其在保全人格独立的前提下,还有思想的自由之美。所以中年之后,面对北大、清华的屡次邀约,他均有婉拒,只是不想自己的“独立空间”被打破与中断而已。及至上海哈同夫妇的大学倒闭,他才应邀北上。
纵观王国维研究履历,处处开学术研究之先河,处处树巅峰,民国知识阶层为之侧目的“四大导师”另三人,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无一不对其深湛学养赞誉有加。他晚年学术研究,发力最甚的正是蒙元地史。从奠定当世伟大学者荣耀的华夏文明源头的甲骨文研究,到几乎无人问津的蒙元史学,其间学术心路几人能知?再问遍民国学人,又有几人能比他更加熟悉中国文明的脉络呢?
长子王潜明的病殁,挚友罗振玉的断交,学者叶德辉的惨死,章太炎的财产被籍没,凡此沧桑云变,世事种种,都使他逐渐感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空间的渐趋逼仄。
他死于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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